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的姿态，反而弄得毛泽东一时不好再继续往下做文章了。不过在毛看来，这件事已经初步达到了目的，现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都知道了周在历史上反对他的老底，是个路线错误的屡犯。而且周本人眼下也已经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动干戈了，只消在他治病的问题上做点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大病一场以后，急于安排后事的毛泽东非常担心自己活不过周恩来，而一向在政治上态度暧□的周如果在他身后带头翻文革案的话，以周在党内外的声望和手段，一呼百应，失去了庇护的党内文革派根本不是对手。这就是毛随后在周治病问题上的态度，让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机的缘故。
周恩来是在一九七二年五月中旬做每月一次的尿常规检查时，偶然发现尿样中有几个红血球和形态异常的细胞。周的保健医生不敢掉以轻心，马上又做了第二次检查，请北京各大医院最着名的细胞病理学、泌尿、肿瘤专家对检查结果进行会诊鉴定，确诊周恩来罹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因为事关重大，医疗专家们争分夺秒，随即派人听取天津、上海两地专家的意见，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专家们又翻阅了国内外大量的参考资料，开会进行讨论，认为周恩来本人目前没有任何症状，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治愈率，而一旦错过时机，发展成晚期膀胱癌，后果是严重的。
根据讨论的意见，医疗专家们随即向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述周恩来的病况，力陈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这是专家们的委婉说法。实际上，膀胱癌一旦错失早期治疗，结果只有等死。─作者注），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等待中央批准。因为按照中共党内保健制度的规定，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必须经由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
然而，毛泽东的表态却令人感到十分蹊跷。他通过汪东兴向负责周恩来保健的医疗专家们传达了四条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
医疗专家们深知时机对于治疗膀胱癌是致命的，因此对中央作出这样的决定十分不理解，要直接写信向毛泽东陈情，却遭到了显然是深知内情的汪东兴的吓阻。汪代表中央出面找他们谈话，让他们先“稳住”，强调中央这样的决定是“保总理的”，说：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的问题，可过一段时候再看。
这样一来，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便拖延下来，失去了早期发现后及时治疗的先机，等到后来一切都已经晚了。这让医疗组的专家们后悔莫及，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不过，由于这件事涉及到毛为人品质中最恶的一面，明摆着把周推上死路，时至今日仍然三缄其口。大陆官方更是讳莫如深，唯恐这种杀人不见血的事情揭露出来，损及毛的“伟大形象”。这已经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个非常精细敏感的人，尽管医生们奉命对他的尿样检查的结果避而不谈，却无法瞒过他本人。频繁的查尿，自然让周意识到来者不善。既然医生们不愿意谈这个问题，他也不去为难他们，而是自己动手去查尿细胞学一类的医书，了解有关医学常识。医生们也知道这一点，只不过双方都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
周恩来深知文革是毛泽东的命根子，任何企图正本清源的作法都是不智之举。在扭转文革困局的问题上，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绝不从正面去触动、清理文革的错误，而把它完全归咎于林彪煽动起来的极左思潮，然后在具体工作中补偏救弊，进行有限度的拨乱反正。
在罹患癌症以后，周恩来知道自己已经来日无多，因而有了一种紧迫感，想在有生之年多做一点事情，为自己补过还账。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后，他暗中加紧了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周心里很清楚文革搞到这种地步，毛泽东固然是始作俑者，他本人也难辞其咎，在不少问题上是欠了账的，如果不趁他有生之年加以补救，将无法向历史交代。
实际上，周恩来在林彪事件过后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比如，他对自己当年屈服于林彪的压力而没有对贺龙尽到保护的责任，致使他冤死一事一直心里有愧。林彪出事后，他随即派专人把贺龙的遗孀薛明从贵州的荒僻山沟中接回北京治病。
又如“杨余傅事件”，周恩来非常清楚这是林彪一手搞出来的冤案，但当年并没有出来替杨成武讲什么话，反而参与其中，扮演了执行者的角色，讲了不少“违心” 的话。更让周感到不好交待的是，当年被株连关押起来的杨成武的大女儿在林彪事件之后，因向中央写揭发林彪、吴法宪的材料，竟然在他眼皮底下被林彪的余党整死。周得知这件事后，为时已晚，只好采取补救措施，对杨成武全家实行了保护性转移。
在扭转文革困局的努力中，深为势单力薄所苦的周恩来把解放干部当作首要的事情来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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