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4日，温家宝总理在山西吕梁地区的岚县、兴县和临县考察。在与岚县北关村、兴县张家湾村村民座谈时，温家宝指出，土地是农民最大的社会保障，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土地权益；土地流转要尊重农民意愿，不能搞强迫命令；修路、建房都不能乱占农民耕地。总理所言极是！如果说房产是市民最为重要的资产，那么土地就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从这个意义上讲，维护农民的基本权益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而从近十年的情况来看，农民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其在土地权益上的损失。
为什么“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也无法保护农民的利益？这和中国的耕地保护制度有关。这个史上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其核心就是通过上级对下级的严格控制，以指标的方式来平衡城市发展和耕地保护之间的关系。在这个制度中，一个地方的发展并不是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由其上级单位决定。当一个城市的发展超越其过去经上级批准的土地用地总体规划时，就会出现用地指标紧张的情况。一边是发展经济需要土地，另一面是上级政府决定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地方政府该如何决断？在过往的实践中，虽然有不少地方政府会绕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通过种种制度创新来达到其利用土地的需求。
地方政府在不违背现有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通过各种变通，在不需要向上级申请新的用地指标的前提下获得建设用地，从而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些创新虽然没有违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除了土地用地指标交易之外，却都损害了农民的利益。
现有这种以指标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必须进行改革。在土地一级市场，即土地征收时，价格机制几乎不发挥作用。当整个土地一级市场都是以指标为基本配置方式时，那么这个市场就会发生扭曲。一个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尽管我们有着全世界最为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但是土地的利用率之低也是全世界所罕见。原因很简单，由于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形成的土地价格二元制，使得政府产生了财政错觉，认为土地资源极其低廉，从而导致了大量的土地闲置和浪费。
在这个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下，一方面是一些城市发展急需土地，而另一方面则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大量的土地闲置。而这一切都是源于土地的价格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实际上，土地价格机制没有发挥作用的最大受害者是农民，尽管城市化让中国经济受益，但是为城市发展提供土地的农民却甚少分享城市化的红利。
因此，保护农民的利益核心就是要让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让价格在城市化过程中起到配置土地资源的最为核心的作用。唯有如此，农民的利益才能够获得保护。对此，我们不妨与城市居民作一比较：城市的房产之所以能够成为城市居民财富的载体，就是因为城市房地产市场是由价格机制发挥作用，而不是上级政府严格保护的结果。如果价格机制也在土地市场发挥作用了，那么农民的利益也就会受到保障，而土地浪费的现象更会大幅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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