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当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的现状，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经济的结果，认为市场经济下人们对财富的追逐瓦解了中国自生的道德体系，导致了中国社会道德的全面崩溃。
这是“左”的观点，其目的在于否定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正当性。但也因为这一观点所用来对比的昔日的计划经济下相对简单的道德体系具有某种“欺骗性”，同时目前中国社会道德滑坡所造成的社会乱象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激起了人们的道德焦虑，因而在不少“左”派人士和社会群体中获得了一定拥护。
实际上，凡是对市场经济稍有研究者都知道，市场经济和道德滑坡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市场和道德之间也并非互相排斥的关系。有关这一点，西方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斯密已经在理论上进行过系统论述。在现实层面，人们也可以看到，自中国改革开放和引入市场经济后，极大的解放了社会生产力，激发了人们创造财富和改革创新的热情，让数亿民众从贫穷、愚昧和政治狂热中走了出来，并通过借鉴外来制度文化提高了中国民众的道德鉴别能力，改掉了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陋习，拯救中国于崩溃的边缘，并使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本身就是最大的道德进步。我们今天在讨论中国的道德问题的时候，对这个现实一定不能置之不理。
其实有关经济和道德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在打嘴官司。在西方，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在西方宗教革命的过程中，有关经济与道德关系的争论更是被提升到了政治高度，有人甚至认为正是这一争论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提供了道德正当性。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就道德问题的讨论，则始终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焦点。通常诸家对道德的研究，以伦理为道德的起始点，也就是说对自身的修养，作为道德的侧重面，研究的重点是以道德内涵开展为多，但最终都落实在很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层面上。如孟子在理论上为朝代更替和暴力革命提供了道德正当性，就被两千多年的造反者们提供了道义支持。但在执政者看来，暴力造反则是大逆不道的大罪，是最最不道德的行为，对统治者来说最大的道德就是恭敬顺从，是在小农经济的圈子里各安天命。也正因为此，几乎所有的封建帝王们都视农桑为根本，对商业经济的发展则始终充满警惕。士农工商，商永远排名末位。
社会的演进，尤其进入了现代的社会，道德的本身再也不是强调自身的完善的过程。在历来政客们的亲身示范与知识分子的“蛊惑”下，几乎人人都发现了道德的应用“价值”，并进而将道德与整个经济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道德，作为一件政治工具，其本身的阶级属性也越发清晰。而所谓的传统美德、道德传统等共性的东西，反而成为道德作为政治工具的绚丽的外衣。
现在的人们已经清楚，上世纪初叶，“德先生”与“赛先生”的争论表面上是要引入科技和民主制度，背后实际上暗藏着对几千年来中国传统道德价值体系与经济关系的否定和批判。同样，蒋介石当年力推的“新生活运动”就有挽救国民党统治与四大家族利益的嫌疑。而共产党无论作为革命党还是执政党，从来都未放松过对精神文明的重视----说白了，就是契合中共执政利益的特殊道德体系建设的建立、宣扬和控制。这其中，令人印象最深的是前些年中共高层曾提出的“以德治国”的理念和胡锦涛在去年年底所提出的新道德建设倡议，当然也包括温家宝总理最近提出的关于中国道德滑坡严重的说法。
温的讲话有没有政治深意我们不得而知，中国社会公共道德滑坡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个“社会公共道德”和充满政治属性的“社会道德”可是两码事。凡对中国政治有了解者均清楚，作为总理级的政治人物，绝不可能因为两个“染色馒头”就得出中国社会道德严重滑坡的结论，更不可能就事论事地来讨论一个道德话题。如果说社会公众血管里流淌的道德血液是A型，那么政治家血管的道德血液则是B型，虽然都是血液，但其属性却截然不同。可以预见的是，有关中国道德滑坡讨论后所形成的张力，一定会跨越经济的界限，对中国的社会和政治进程产生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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