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学通常用人口金字塔来直观表现人口结构的变化。60年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形似正三角形,年轻人多,老年人少;现在变成了中间大、两头小的菱形。表示社会已经迈入了中年。
数据揭示出真实的国情,正是进行人口普查的应有之意。1,339,724,852,这是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中国(内地)总人口数字。根据已公布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中国即将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自然增长率过去10年中几乎降低一半,年平均增长仅为0.57%。其中,14岁以下的小孩在总体人口中比重下降了6.29个百分点,而60及65岁以上的老人的比重上升了1.91个百分点,而男女比例依然相差2.5个百分点。
这个结果是一把双刃剑。诸多学者指出,由数据表现出的持续的人口低增长、快速老龄化,会令未来经济增长背上沉重负担,他们频频发出放宽生育控制的呼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人口学家王丰表示,“普查数据表明,中国社会已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对于低生育率的认识几乎是共识,但对于应对挑战的方案,各方提供的路径不一。日前,中央政治局就世界人口发展和全面做好新形势下,中国人口工作进行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讲话中,要求抓好重点工作的落实,第一条就是“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有观察人士认为,这透露出,中国将继续坚持计划生育政策,而二胎政策近期难以推广,但将会有一定修正,作为对现行的一胎政策的完善。
人口低增长后果渐现
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第1号公报显示,总人口数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10年增加7,390万人,增长5.84%,年平均增长0.57%。而上一个10年,即1990-2000年,中国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1.07%。两相对比,最近的10年比上一个10年下降了0.5个百分点。王丰对此感到忧虑:“增长率一直在下降,很快中国人口就将停止增长,甚至出现负增长。”
与此相关的数据显示,0-14岁人口占16.60%,比2000年人口普查下降6.29个百分点。因而,多位专家据此测算,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该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不到1.5(官方公布为1.8。一般认为,每对夫妇平均生育2.1个孩子时,该国的人口总量相对稳定)。这与近年来北京、江苏、上海等地的人口调查结果一致。
据上述专家估算,即使是官方长期坚持的1.8口径的总和生育率计算,如继续长期维持这种水平的生育率不变,会导致人口在达到14亿多的峰值后迅速下降,而届时所积累的巨大人口负增长惯性将很难在短期内扭转。这种人口惯性或负惯性的影响,只有在着眼于长期发展时才能看得清楚。如果只关注到2050年,那么也就只能看到总人口达到顶峰后刚转为下降,甚至根本看不到中国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后果,这或许将发生于50年后。
事实上,在中国经济近年来高速发展的态势下,人口政策已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一些经济学家议论,为避免老龄化加剧和劳动力短缺,现行生育政策应适时调整;更多的社会学者认为,随着国人逐渐富裕和教育普及,生育愿望大幅下降,继续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似无必要;中国的社会保障学者则担心,如不能及时改变现行人口政策,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可能面临崩溃。在农村,农民普遍希望生两个孩子,一些城市人也希望有生育二胎的机会。学术界的上述思考与社会公众的普遍期望,似乎已形成“放开二胎”的社会情绪。
2011年“两会”期间,清华大学教授王名、山东大学教授刘大钧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更提交了《关于尽快调整人口政策的建议案》。提案称,“一胎化”人口政策已完成其历史使命,它带来日趋严重的社会问题,危及经济可持续发展,危害家庭及社会的和谐稳定。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还指出,人口增速的快速下降将会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社保财务的可持续性,并由于年轻人比例走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在不久前的“中国经济50人(2011年)”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也指出,“先老”即人口年龄结构的迅速变化,意味着要素禀赋发生了变化,在丧失原来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有专家指出,由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普遍低于生育意愿,一旦放开生育,必然导致生育率反弹。据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司长陈立等人的研究“十五”期间,中国多数省份对生育政策“适度微调”。2001年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颁布后,有21个省份放宽了对生育间隔的限制。到2005年,共有29个省份实行“双独政策”(即夫妇皆为独生子女的可生育二胎),吉林、上海、福建等七个省份农村实行“单独政策”(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据人口计生委分析,上述各省(区、市)的政策微调效应十分明显:2005年时出生人口的增量几乎全部来自这些地区。
所以,在国家人口计生委看来,稳定现行生育政策可能加剧老龄化,增加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难度;但“放开二胎”却面临生育率反弹的现实风险,可能造成人口失控。“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能稳定现行生育政策不变。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中国人口政策不可能一成不变,考虑到中国的特殊国情,未来即使调整,也只能是“渐变”。
快速城市化成难题
老龄化之外,还有一个现实的挑战是快速的城镇化和加剧的人口流动。此次普查结果显示,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亿人,占总人口的49.68%,同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同时,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亿人。这一数据同2000年普查结果相比,增长81.03%。这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多年来农村劳动力加速转移和经济快速发展促进了流动人口大量增加。
不过,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迎生表示,即便如此,中国城镇化依然滞后,并且同样被打上了人为干预的烙印。其主要干预手段就是户籍。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压制了城镇化,同目前从工业化中级向高阶段过渡的特点不相符。不久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也指出,人口的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未来几年,中国城镇化进程的若干“特殊因素”将会弱化。在城镇化速度相对降低的同时,大量农民工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缺口将得到弥补,“人口城镇化”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推进。
中国前期的高速工业化确实吸纳了数亿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城市化是一个无法回避、也难以阻挡的“洪流”。
从各地城市政府零星的统计看,目前一些大城市的城乡接合部“栖息”着200万至600万的流动人口,治安问题频发、群体冲突加剧、身份差异带来的歧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潜在冲突、社会不平等,已经对城市政府带来了巨大挑战。再把时间尺度拉长,按照目前一些专家的估计,到203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左右。那将意味着,除了要解决上一轮发展中累积的问题,还要解决近4亿农民的城市化。
为应对快速城镇化和加剧的人口流动导致的“大城市病”、流动人口社会就业与保障问题,现行公共政策的调整也势在必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转变发展方式,推进城镇化的关键就是要让农民从农村“走得出去”,在城市“安得下来”。李迎生指出,城乡分割如何打破,户籍制度、产业政策如何调整,住房、医疗、教育等一系列公共服务和社区服务应如何照顾到人口的特点,都是调整的目标。
普查人口应推动民生部署
人口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人口状况与经济社会结构密切相关,掌握人口结构及其空间分布等方面的准确信息,对于调整经济结构、优化生产力布局、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将如实掌握人口普查数据的重要性,上升到了“维护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耕地安全和经济社会安全”的高度。
但实际上,和百姓最相关的是,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可以确定社区老年和儿童人口,铺设老年餐桌和幼儿园,确定社区图书馆数量规模,规划、建设健身场所;涉及医院、学校、公交车站、地铁站的分布,市政等公共设施建设等;还能摸清社会保障的底数,以便决定公共财政的投入比例;很重要的一点是就业----民生之本。
举例来说,将当下城镇化与老龄化人口特征相联系,就会引出另一个问题: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一代、二代农民工进城了,但老人留在农村。相比城市,农村的老龄化更严重,农村空巢家庭老人比例更大,应加快推进农村养老保障、老人医疗和护理的发展。实际上,此次人口普查数据所涉及的公共政策远不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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