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期间，实际扮演东道主角色的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作为中国方面的前台主角兼总管，周台前幕后，忙里忙外，将他本人的外交才能、风度和魅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和尼克松一起把举世瞩目的中美首脑会谈这出戏演得有声有色。
尼克松访华
为了迎接中美关系史上即将接踵而来的重头戏，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中国开始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由周本人亲自挂帅并由他点将，组成了一个精干的工作小组，主要成员包括叶剑英、姬鹏飞、黄华、熊向晖、章文晋、王海容等人。周恩来多次主持工作小组开会，研讨会谈方案，预拟各种对策，并对尼克松、基辛格的个人历史、政治观点、家庭生活习惯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周还特地抽空阅读了尼克松所写的《六次危机》一书，观看了尼克松所喜欢的电影《巴顿将军》。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向与会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人解释中央新的对美外交政策，解答党内领导干部思想上对中美会谈抱有的种种疑问，首先打通他们的思想，做好思想转弯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向全国转发了毛泽东会见斯诺的谈话纪要，一直传达到各地基层党支部，藉此向普通老百姓下点毛毛雨─中国与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美国的关系即将出现重大变化。
一九七一年七月九日，基辛格按照中美双方精心策划的代号为“波罗”的秘密计划，途经巴基斯坦，以“生病”为由，成功地躲开了新闻界的追踪，人不知鬼不觉地乘坐巴航专机，在中国官员的陪同下，直抵“红色中国”的心脏北京，和周恩来一道演出了现代外交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从今天来看，基辛格秘密访华的象徵意义和轰动效果远远大于实际收获。它的历史作用在于：经过多年的互相敌视和隔绝之后，中美两国的高层官员第一次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讨论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在不失各自原则的前提下，向对方展示善意，缩短了彼此之间的距离，消除了以往存在的莫测高深的神秘感，建立起最初的互相理解、沟通和协商。
然而，当两个长期以来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互被对方视为“青面獠牙的魔鬼”面对面地坐在一起时，其气氛的紧张和尴尬可想而知。基辛格一直忐忑不安，表情僵硬，随时准备周恩来一上来就会狠狠敲桌子大骂一顿。相形之下，周恩来虽然在表面上镇静自若，内心却并不轻松。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氏的第一印象作了这样的描述：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祥，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会谈中这种最初的紧张拘谨的气氛，很快就在双方进入角色后一扫而空。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美双方有着改善关系的共同愿望，都采取了不回避分歧，开诚布公的态度有关，既摆明本国的观点，不失各自的原则，又尽可能地求同存异，寻求和解。
会谈中，双方除了一般性地交换各自的观点，试探对方的虚实外，还花了不少力气讨论新闻公告稿，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处：一、尼克松访华是由哪一方主动提出的；二、中美最高级会谈将包括的议题；三、来访的适当时间。基辛格不同意中方提出的是尼克松先要求访华，中国才邀请的说法。对此，周恩来表现了相当的善意，设身处地替美国人考虑，认为这样的说法确实会让美国人的面子难堪，而又非原则的问题，建议避开提谁主动的问题，改为“获悉”尼克松希望访华，中国方面邀请。关于会谈的议题，周建议在“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之后，加上“并就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这一句暗藏玄机，让苏联人看了肯定不舒服的话，后来颇得毛泽东的好评。在来访时间的问题上，周氏也尽量体谅美国方面的难处，改为一九七二年五月之前，不定死时间，以便美方灵活安排。
然而，中美之间毕竟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每当会谈中出现僵局的时候，擅长打圆场的周恩来总是及时提出诸如暂时休会或吃烤鸭的建议，缓和一下双方的紧张气氛。为了让美国方面能够理解文革年代的中国外交─重要的不是某些激烈的言辞，而是要看实际的行动，周氏还有意地把话题转到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对此，基辛格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午餐过后，周恩来把话题转向文化大革命。我委婉地表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但周恩来继续说下去，坚持认为，如果我们要打交道，了解这出戏是有关键意义的。他的内心无疑很痛苦，但表情却显得很自然。他描述了中国既害怕官僚主义，又害怕过分狂热的思想感情，在这两者之间疑虑重重。他描述了那种在单一的思想信仰下成长起来的社会所处的困难，它一旦遇到许多不同的思想派别纷争于街头，就会使五十年来的斗争成果陷入危机。他再一次讲到他有两天时间被红卫兵围在办公室里……现在回忆起来，我还不大明白，周恩来为什么要讲这些事情，除非他想要表明至少在某种程度上他与文化大革命无关，或者想说明这场革命已经成为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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