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到一篇文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思考（一、二）》。该文作者罗列了大量的文革事实，遗憾的是，并没有忠实而恰当地运用事实，因而也就得不出客观的结论。比如，作者在列举许多文革之初的极左事实后，就断言，“这一切都发生在刘少奇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这是篡改历史。因为他列举的大量事实，有许多并不仅仅是刘主持文革50多天里发生的，不少令人发指的野蛮兽行，甚至贯串了整整十年文革。
批斗老师，在“联动”红卫兵时候，的确就开始了。但很多文革现象，作者说都发生在那50多天里，是荒唐的。我是“有幸”经历过一点“文革”的人，67、68年我还目睹开大会侮辱批斗老师，一直到了70年代，还经常见到挂鞋游街等非人道行为。这个时候，就不能说是刘干的了。当初，北京大兴、广西等地，集体屠杀“四类分子”，并且居然有大量骇人听闻的剖心取肝吃人事件；全国各地残酷的武斗，对思想异见者毫不犹豫地虐杀，那又是谁干的？
作者的用意，不外乎是论证“天下乌鸦一般黑”，刘少奇甚至还更黑。说穿了，就是觉得毛发动文革没有什么不对。果然，作者最后的结论认为“文革”要三七开，有七成还是对的。不过，作者此文，看来是很认真地准备了的。不象有的卫道士，只知道破口大骂。在这一点上，我表示真诚的敬意。
但是，文革不是作者所论的那么简单。惟其如此，才非常有必要讨论清楚。
现在，有海内外学者认为，有两个文革。一个是“毛的文革”，一个是“人民大众反抗官僚的文革”。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只有一个文革，那就是毛的文革。同时，也是当时人民大众的文革。这二者，其实就是一者。毛是他们的主人，他们是毛的工具。毛离开了他们，就是光杆司令；他们离开了毛，就是一盘散沙。如果说有两个文革，我们可以仔细想想，文革中那么多惊天动地违背人性的龌龊事，怎么没有作为一个整体的“人民”，觉醒后起来对抗和拒绝呢？
没有真正获得主体地位和独立自我的人民大众，直到文革发动的时代，是不可能有一个自为的“文革”的。他们不过是被统治者驾驭的工具。他们会有不满，也会有反抗情绪，但是，他们不会具有创造历史意义的有价值的属人的反抗。他们的反抗，还没有真正形成自觉；他们的反抗，也只有依靠和需要毛这样的人，才能形成合力。总之，他们并没有创造历史；历史是毛创造的，他们是毛创造历史的工具。这就是当时那个社会的现实----一个我们不得不承认的、延续了3000年的事实。除了如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极少数人，我只有痛苦地承认，“人民”在多数情况下，还没有自觉。但张、遇等人，也很快就被人民的大海淹没，连一朵浪花都几
乎没有显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这也许是毛喜欢幻想的一厢情愿，也许是他的政治技巧，也许两者兼有，我不得而知。
那么，毛发动文革，有没有社会基础，有没有现实合理性？当然有。其合理性之一，就是反官僚主义。但是，那么多知识分子却挨批受迫害，是什么原因？他们与官僚何干呢。他们唯一与官僚相通的一点，就是生活待遇较民众为高，甚至高很多。于是，历代农民暴动的情形，又在20世纪60年代重复了一遍。只是，这一次是最高统治者恩准和号召的，他们没有任何心理负担和胆怯。
这一次，他们有了3000年来少有的主人翁的良好感觉。不过，他们不知道，这样的感觉是一种欺骗，是一种极大的错觉。以至于到了今天，他们中还有人口口声声地认为自己是什么领导阶级，为什么要下岗（当然，今之下岗的不公是另一个问题，在此不赘）。文革中，知识分子与官僚阶级破天荒地被混为一体，吃尽苦头。其背后的社会动力是什么。是乌托邦的极端平均主义在作怪，是人的邪恶欲望在驱使。同时，与毛一向有意无意地肯定“知识原罪”、“造反有理”，与毛某种程度的对人类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因自卑而表现为自大的蔑视，也有很大的关系。从反右开始，毛就再也不能忍受知识分子说三道四了。文革后期荒唐的“反潮流”，是一个例证。“知识原罪”、“蔑视文明”的流氓无产阶级风气，摧毁了残存传统文化中对知识对文明的敬畏。以至于到了今天，我们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还得不到恢复。作为这个传统失落的反证，就是现在社会上并不少见一些教师愧为人师的现象。
与文革中的官僚同时受迫害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群落，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始终被作为专政对象，49年以后从来就没有过安生日子的地、富、反、坏分子（后来加了右）。我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个群落，是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对这个群落的苦难并没有足够重视。许多时候，我们基本的态度是，在政权更迭的特定历史时期，那样的不公正是一种必然。我们没有冷静地认识到，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不论施暴和受暴的位置如何颠倒，暴力的实质是没有变化的。假设一种少数人施暴于多数人的社会（毛认为“社会主义”前的“阶级”社会形态都是如此）制度，我们认为很不公正；那么，多数人施暴于少数人的社会制度，其不公正性同样没有丝毫减少。但毛和受毛教育影响的我们，都曾经推崇这样的认识。我不知道，是我们有意逃避，还是现在仍然没有清醒地意识到。49年以来，这个苦难群落的命运，是我们民族心灵的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心中恶劣的兽性。由他们的遭遇合理引申出的，是另一个与“知识原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原罪----“财富原罪”。为富不仁，不但深入“穷人”（无产阶级）的心灵，也深入了“富人”（资产阶级）的心灵。这样，“穷人”一旦获得机会和权力，就迫不及待、泯灭人性地剥夺“富人”的一切（不管财富是怎么积累的，都“分田分地真忙”）；“富人”一旦有可乘之机，就大肆进行野蛮血腥的掠夺，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有那个店。今天无数的贪婪腐败、拜金主义等社会丑恶现象，在一定意义上，也是
对当年“财富原罪”的自然反动。
“财富原罪”、“知识原罪”与“阶级论”、“均贫富论”就这样在特殊的历史环境里，天衣无缝地融合了。一种畸形的价值观念，就这样在大陆蓬勃生长起来。这个价值观藐视和扭曲人的存在，让中国人沉浸在塔利班式的疯狂之中。人的平等、人的权利、善良、宽容、同情……等等一切，都在革命旗帜的掩饰下被排除；人的兽行、人的恶质、人的邪欲，也以高尚的革命口号得到实施。作为这样恶质文化的明证，我们今天可以随便从新闻媒介上看到，这个社会，每天每月，有多少非人的事件和行为发生！
作为这种恶质文化的延续，这个社会上有多少日子过得滋润的人们，冷漠地对大量下岗工人、贫苦农民的痛苦呻吟视而不见。在这个时候，我不得不冷酷地追问：当年以野蛮的方式，凭借专政暴力进行财产彻底再分配的广大工农民众，当你们中的许多人毫无人性地在阶级论大旗下，任意迫害“五类分子”的时候，当你们唾弃臭老九，为自己反文明的“泥腿子精神”自豪的时候，你们是否意识到过，作为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的非人施虐，是欠下了一笔人性缺失的孽债呢？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的社会不公正是合理的，一些人应当还债。如果那样认为，岂不是在继续我们的罪孽！我只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不论什么时候，不论以什么理论，我们作为人，都必须守持人性的底线。不要再重复我们已经重复两千年的暴力，不要试图把一个群落的幸福建筑在另一个群落的痛苦之上。感谢传统文明，要不是有3000年的历史文化与上述的恶质文化抗衡，我不知道文革会疯狂到什么地步。我看文革中跳得最厉害、最没有人性的，仍然是人民中的少数。多数民众，除了愚忠以外，对很多彻底抛弃人性的作法，是采取迷茫、退守和旁观的态度的。写到这里，我禁不住要强调，文革是毛的，也的确是我们大家的，我们不能轻松地逃避我们心灵深处“文革”欲望的丑恶，不能为自己没有尽到做人的责任和完成做人的使命找借口。但是，今天反思文革的人，不少不愿意承认我们自觉不自觉地，就成了毛的工具。倘使我们认真分析和悔过，倘使我们都坚定拒绝兽性和贪欲的诱惑，都保持理性、摒弃奴性，文革，难道真就发动得起来吗。反官僚主义当然对，但是，不能以文革的方式去反，那样反就不对。手段可以异化目的，当违反人性的行为肆虐其道的时候，不管面对的口号多么漂亮崇高，我们都应当高擎善良、平等、宽让、坚韧的人性，而不是轻易地放弃它。
另一方面，文革也不是一场孤立于20世纪社会主义浪潮的运动，它是党天下、党文化在极端条件下的集中体现和爆发。世界上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残酷清洗，经历过大运动、大动荡。也就是说，都或大或小地发生过文革，这是为什么？现在说两个文革者，不免是把文革分为“老百姓大民主文革”和“官僚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文革”（指刘毛之争）。但是，这样的视角是狭窄的。50-60年代，中共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党，它先天缺乏现代工业文明和文化的熏陶。而暴力革命的方式，又往往与传统农民起义的方式契合。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会那么根深蒂固地影响这个党、影响全国人民。可以说，革命成功后，它没有条件，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克服自己的先天不足。如果毛试图用“继续革命”的暴力方式革除这个弊端，那么，必然会产生社会秩序和伦理的淆乱，也就是说，必然产生张春桥式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张也是悲剧）和造反派（请注意早期红卫兵与后期造反派，是有本
质不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毛并不认为暴力有过，会带来无法控制也无法估量的后遗症。毛认为那是革命和历史的必然。他不能忍受缓慢的符合历史规律的社会进步，那样的社会进步虽然整体合理，但必然有不少个别的不公平。毛也不能接受克服官僚蜕化的唯一机制----民主；因为那样的话，他的权力就会受到限制，也可能被剥夺。所以，他乐于采用暴力革命发动文革来解决问题。这和毛强大到了甚至疯狂地步的封建主义个人领袖欲望是一致的。他想使自己的“大救星”称谓名副其实，想“一天等于20年”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的这种欲望，有其民族历史的土壤。迄止49年，几乎刚好是100年中华民族的苦难历史；中国人再也输不起了，气与劲再也不能泄了。而夺取政权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革命者”，似乎中华振兴指日可待，“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如探囊取物。急功近利的工具理性，在这个时代达到了顶点。毛鼓动起的民众激情，连他自己也知道不能持久。所以，在“大跃进”时代，他明知道亩产10万斤不可能，但出于“不能泄气”的需要，他宁愿鼓励。所以，“文革”其实自53年韩战结束后，就开始了。它是毛乌托邦主义、封建主义、英雄主义、党文化、机械唯物主义等等的混合体。或者更准确地说，文革自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就开始了。它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点，如果我们在今天这样的状态下，觉得文革已经成为了历史，那就意味着，文革尚未结束。
毛是诗人，战争有的时候需要诗，但建设不一定需要。经济规律和法则，是不允许诗歌的随意和浪漫的。毛以诗性治理国家，要是没有周、刘浇火的话，连76年也拖不到。要说毛的动机是好的，也就止于此。这是从毛的好处看。从个人品质上看，毛的确有不良之处。他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整人高手。请看历史，他的生死与共的战友，如果不昧良心曲意逢迎，哪个不被他拿下或冷落？他选的接班人，哪个有善终（华不算）？那么，是不是我们就可以据此说毛是个巨奸呢？不能。如果换了毛在美国，那历史肯定可以这样评价，但在中国就不能。为什么呢，我只问一句：哪个有建树的封建皇帝，搞个人崇拜剪除异己，老百姓会不原谅他的“奸”呢。毛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熟读25史尤喜《资治通鉴》，你要他学华盛顿，那是不合理的。而毛接受的唯一西方文化，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联共（布）党史》；也就是说，他的西方文化的老师，既不是马克思，也不是卢梭，而是斯大林！----独裁者斯大林。这样看来，毛的“中国文化”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一结合，生出“文化大革命”怪胎，就十分自然了。
我们再看看文革的直接动因----毛、刘之争。刘实在是抬举毛有功的。在7大之前，毛在法统上始终感到自己不是莫斯科正宗出身。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影响相当大。毛要争取获得那个国际共运政治旋涡中的正宗，他的党内地位才可能稳固。依据自己的军事天才和驭人术，在刘的鼎力帮忙下，他争取到了，于是有了刘率先提出的“毛泽东思想”。但毛老要在建设中国的时候乱放火。刘先是忍，后来忍无可忍，逼毛在60年代初7千人大会道歉认错，使毛的威信受挫，严重打击了毛的帝王尊严。于是，两人的矛盾就慢慢由党国利益、路
线之争，演变成了私人意气之争。而刘也是在和毛一样的党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要要求他在文革之初不“左”，苛求他有今天意义的人权、民主思想，怕是太搞笑了。这样，一些研究者，就认为毛、刘是“狗咬狗”。这样的评价，其实是不大严肃的。
今天，我们反省文革和毛，其实是在反省中华民族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苦难历史进程。我们有伟大的洋务运动先驱们失败了，有伟大的改良先驱们失败了，甚至，还有“伟大的”毛主义，也失败了（蒋经国因为敏感，我把他排除在外）。我们到底要走哪条路？我们能不能超越历史？
如果我们继续历史轮回和冒进，我们会不会重新失败？就当前而言，是民粹主义地极端煽情地去反贪腐，是文革式地去反贪腐，进而重蹈历史的覆辙呢，还是坚韧地以民主制度的逐渐建立和完善去反腐败呢？
现在，基于对现实社会大量不公正现象的不满，有人还在肯定文革，还在崇拜毛。是的，历史上中国人到“连奴隶都做不稳”了的时候，总是要反抗的。从陈涉到义和团，莫不如此。可是，两千多年的民众反抗，怎么就永远无法根本实现“翻身解放”，最终，不过成为“城头变换大王旗”的工具，其中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既然两千多年的反抗历史，没能使人民成为自己的主宰，为什么不反省一下，为什么还要以拥戴毛的方式继续我们民族苦难的历史轮回！当然要反对社会的不公正----但不能以封建主义的“万岁”崇拜去反对，历史早已证明，也将继续证明，那样的反抗是徒劳的。当然，民众的崇拜，其实也有一定道理。人民对杰出人物的敬慕，在一定历史时期对领袖的崇拜，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时刻要警醒。如果杰出人物作为一个“人”，他使同时是“人”的普通大众，惊喜地发现，原来“人”可以如此伟大和优秀，可以具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力量，因而鼓舞了民众，这没什么值得非议。这是好事，是对“人”的肯定。在古代，中国有精卫，希腊有安泰，都表现了人类对自己力量的代表人物的仰慕。不过，一旦那个杰出的“人”变成了“神”，异化了，人民就只配做奴隶了。我要否定的，就是异化的“毛神仙”。监督和修正全部官僚的错误、行为，一个人就一双眼睛，假设毛是一位神，他也忙不过来。那就只能依靠全体人民。而这，就必须使社会制度明确、切实地保证人民有监督的权利以及其他社会政治权利，这才是社会进步的正途。如果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的权利甚至远远没有其他“主义”国家的多，那我们该当何言？何况毛还不是神。这就涉及到了一个终极性的问题：彻底清算和反省“文革”，彻底反省和评价毛，弄清楚文革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参与，为什么那样的一条道路我们不能走，为什么我们民众自己要负起文革的大部分责任。该认真地想一想，恰如今天看到现实里许多无助者痛苦难耐、奇冤压身，我们悲愤难抑一样，面对历史上毛时代许多无辜的冤魂，我们不可以鼓掌欢呼“活该”。
现在有人，觉得文革还不够彻底，三千万人民饿死、近一千万人民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失去生命这样天大的事情，居然可以熟视无睹，而还要以同样的暴力“革命”来改变世界。这些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曾经狂热地投入对他人非人的折磨和加害，而没有丝毫内疚和愧悔，我感到悲哀。如果命运只能这样安排中华民族，重新以社会大混乱、人性大溃败的方式进行重构的话，我们的希望在哪里？！
幸运的是，在今天我还暂时看不到那样的嗜血者有成功的可能。但是，如果执政者对现实社会满目可见的人民苦难、社会不公不高度重视，不及时施行有效政改的
话，谁可以保证火山不爆发呢。文革的苦难、百年的民族耻辱，最后结局竟然是换来“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的新文革，我们民族将永劫不复！
社会的不公正，要靠全体公民象人那样站起来纠正，而不是靠神仙来拯救。今天，我们不执着地反省文革，不执着地彻底戒除一切非人的暴力嗜好，不坚忍不拔地清理我们的历史罪过，文革的幽灵就将永远在中国游荡，文革就永远不会结束。
历史不是凭冲动、勇敢、热情或迷惑人的崇高标签口号和所谓的“正义感”，就可以推动的，我们能够牢记这个血的教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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