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访华后，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好评如潮，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由此萌生了要整治周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周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周由此大祸临头。
功高盖主
尽管周恩来行事如此小心翼翼，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处处把自己隐匿在毛泽东的阴影之中，但到头来还是犯了中国政治上的大忌，因声名震主而在劫难逃。在尼克松访华以后，中国在外交上打了大胜仗，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而且稳住了文革败局的阵脚，在政治上帮了毛的大忙。然而，为此出了大力的周氏非但没有受到奖励，反而因为在海内外声誉鹊起而招致毛的猜忌，大祸临头。
可以说，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由来已久，想整周的念头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但事到临头都被周氏一一化解。这与其说是由于周为人处世圆滑，善于自保，逢凶化吉，不如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对毛构成过真正的威胁的缘故。本书在前面对此已经有所叙述。长期以来，周在中共党内的地位一直是第三号人物，这使得他能够在中共建国后频繁的党内斗争中相对超脱，避开了与毛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然而，林彪事件后，周却被历史推上了党内的第二把交椅。虽然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也绝没有任何越位非分之想，不过这让嗜权如命的毛放心不下，必欲整治而后才能心安。
毛泽东本来就生性猜忌。林彪事件对他心理上的重创，使得毛更是变本加厉，疑心大起。他看到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在内政外交上连连得分，在政治上越来越得人心，而他本人却受林彪事件所累，威望大为跌落，心里很不是滋味。尽管毛很清楚周在政治上并无二心，但早已习惯于唯我独尊的毛决不允许任何人的威望超过他本人，哪怕是有这种可能也不行。尼克松访华后，毛非常注意西方舆论界对这件事的反应，不断让王海容、唐闻生等人收集翻译西方主要报刊有关这方面的评论。
当毛泽东发现西方各大报刊对周恩来的好评如潮，特别是把中国外交说成是“周恩来外交”时，不禁醋意大发，而且简直是有些忿忿不平了。尽管周本人一再声言毛才是中国外交的主角，然而被林彪事件弄得灰头土脸的毛，却不能容忍让别人分享乃至夺走外交胜利的光环，由此萌生了要狠狠杀一下周恩来威风的念头。毛的这种想法，随着他发现貌似忠顺的周恩来在政治上有异心，在实际工作中打着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号，企图扭转文革以来国内政局的方向后而益发强烈起来。
更让毛泽东感到事不宜迟的是，中共十大召开在即，在政治上面临着重新选择接班人的问题。党内外多对毛抬出王洪文这样的“儿童团”来作接班人感到接受不了。相反，主张由周恩来顺理成章接班的呼声却很高。这成了毛的一大块心病。他好不容易才把自己在病重期间向周交权的一事抹掉，又怎么可能再把班交给他呢？
为此，毛泽东决定选择在十大召开之前，以“敲山震虎”的方式，狠狠敲打周恩来一下，拿他掌管的外交部开刀。这样，既可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又可藉机在政治上给他脸上抹黑，为抬出造反派出身的王洪文作为接班人铺平道路。
一九七三年六月，美国和苏联签订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等协定。这是当时世界上的一件大事。为此，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鲁斯求见周恩来，面交尼克松致周氏的信件，并通报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外交部为此起草了周会见布鲁斯的谈话要点，经周恩来修改后送毛泽东审阅。
一直想找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阅后，将周恩来所修改之处统统勾去，认为口气太软，腰杆不硬，并传话给外交部，说：“与资产阶级联合常忘掉斗争。”这在中共党内斗争术语中意味着犯了右的错误。在文革那种凡事左三分的年代，这是分量很重的批评。
周恩来见状，知道这是毛泽东在有意敲打他。为了不使事情闹大，他遂立即采取顺守之道，表示接受毛的批评，改正错误。随后，他在与布鲁斯的谈话中，按照毛的口径，“采取了蔑视和批评的态度”，抨击了美苏在全球争霸，企图主宰世界的想法。不仅如此，他还在事后向毛补报了检讨，并送上他与布鲁斯的谈话记录，说 “如仍有错误，请即指正”，尽量以低首下心的姿态，化解毛来者不善的批评。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恰好就在这时，外交部主管对美关系的美大司就美国和苏联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后的世界形势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刊登在外交部的内部刊物《新情况》第一五三期上。文章在分析美、苏之间既勾结又争夺的关系时，更多地强调了美、苏两国正在企图勾结起来主宰世界的一面。
其实，这并不代表周恩来对这个问题的全部观点，更准确地说，美、苏之间同床异梦，钩心斗角，在争夺世界霸权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是不言而喻的。不过，周氏看后认为其中有些分析写得不错，值得一看，便向外交部打了招呼，要他们参考这篇文章，重新修改一下关于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的内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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