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出通知，立即在全国开展征地拆迁制度规定落实情况专项检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严格依法按程序办事，坚决制止违法强制拆迁、暴力拆迁，从源头防范化解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而就在这则通知发布的前两天，5月17日起，一篇有关《山西大同市魏都大道居民遭不明身份人员“夜袭”》的帖子在网上大肆转载，该帖描述事发时的场景令人惊悚：“凌晨1点，数百人手持管制刀具、铁锹杆、火枪、铁斧强行破门而入，数百户居民的窗户玻璃被砸，家里东西被车拉走，防盗门被拆除……”，该贴中更是明确认定，大同市委书记耿彦波便是此次大规模暴力拆迁的“幕后黑手”。文中称耿彦波为“鬼子市长”，其比抗日战争中的侵华日本士兵更为残酷、凶狠。他一句“我们有专政机关，拆迁刁民赶对抗就行驶专政机关的职能，让他们子孙万代都不敢和政府对抗、不敢抬眼看政府、见政府大门就饶道走！不弄死几个拆迁户，不弄死几个每天在市政府门口影响和谐社会的的‘粪钉’（他对被拆迁的钉子户的称呼），老子就不姓耿！”也被网民称之为“要变天了”！
走向暴力的抗拆
其实中国国务院如此明确地剑指强拆并非第一次，从2010年5月至今的一年时间内，中国政府高层至少已经发布了五个通知，要求各地执行新拆迁条例(《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不要搞简单粗暴的强制拆迁，但都无济于事。可能由于补偿款无法达成统一、或者政府官员的政绩冲动和腐败行为等浊度原因，中央政府的的“三令五申”似乎正在变为一纸空文，而拆迁新拆迁条例更有一种被“架空”的危险。
如果对中国大陆的拆迁史进行一次梳理，可以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中国政府和开发商的拆迁，与部分拆迁户的抗拆之间的对抗，有着明显一个对策的变化。最早面对暴力强拆，拆迁户大多会觉着横幅，头绑白布，前往政府部门上访，表达诉求。但当他们发现这种方法并无作用，当地政府与开发商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时，开始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固守将被拆迁的房屋，2007年重庆“钉子户”吴苹夫妇便选用这种方式的典型代表。但是人都有放松警惕时，某些开放商在面对这些“顽固”的钉子户时，便开始使用更过激的手段，例如在凌晨突击进行强拆，这无疑使本已激烈的矛盾再一次升级。
上访无用，固守无力，面对这种现状，在面临强拆时，一些处于“弱势群体”的人绝望之中，开始使用一种对自己身体进行摧残的方式----“自焚”！2009年成都唐福珍在五星红旗旁自焚的惨烈事件社会仍记忆犹新，2010年3月媒体又爆出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黄川镇一对老年父子抗拆自焚，酿成一死一伤。而当这些“自焚”的视频被传到各大网站之上的时候，其血淋淋的视觉冲击力也吸引了受众的眼球，开始抨击当地政府，那些“自焚者”用生命换得了公众对自己遭遇的最后一点关注。
当自焚在中国各地频频发生，喷撒着血液的火焰也无法再一次吸引关注的时候，以暴对暴，暴力抗拆正在逐渐成为媒体对“拆迁”事件报道的新的焦点。不只是拆迁，在诸如城管执法等方面“被执行者”开始使用暴力对抗的案件也越来越多，经过媒体的报道，这些全国各地发生的点似乎正在铺成一个面，成为一种现象。
“忍受----上访----自焚----暴力对抗”，这条中国抗拆史的路线图正在媒体长篇累牍的报道中渐渐浮现。而中国高层发现在地方官民于拆迁问题上的对抗已经上升到暴力的形式，再加上由于物价上涨等问题的困扰，很难保证这在以后不会成为危机中共统治的导火索之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使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中央政府要将这种苗头遏制在萌芽之时也迫于维护其统治权的需要。为什么会使用暴力
如果深一步对地方政府、开发商与拆迁民众的矛盾进行深一层分析，能够得出矛盾原因大多由于三种原因。首先是由于政府或者开发商对拆迁户的所付给的补偿款，不足以他们在自己的老屋被拆迁后于其他地方购买商品房，陷入一种“无房可住”的窘境。于是势必导致他们要动用自己的所有的力量保卫自己的老屋。例如在某案例中户主房屋所在的土地类型市场交易价格早已高达每平方米1万5千多元。可是拆迁执行的是政府指导价，唬住仅能获得每平方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双方对拆迁的补偿价格预期差距太大，必然导致拆迁评估与户主“谈不拢”。在一些地方，拆迁评估过程中忽视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拆迁标准的制定更多考虑政府、房地产商的利益，既暴露了评估体系的不科学，又给公众以补偿款中存在暗箱操作和贪腐黑幕的猜疑。
其次是一些地方官员政绩观的扭曲。上级领导催促，给出时间期限，底层群众不搬，一再延期，如此“上压下抗”的现状中，一些夹在中间的官员迫于压力，便昏招叠出，使出暴力手段。这种情况里，无论是上级政府，还是地方官员，都患了“政绩急躁症”，重近期效果，轻长远利益。热衷于容易看得见的“短、平、快”的政绩，把城市建设作为形象工程、面子工程乐此不疲，为摆花架子，不择手段，却忘记了社会矛盾会在这种面子工程中被迅速激化、放大。在这之中，也是政府部门的“土地财政”在作祟，通过“收储土地”和高价拍卖，转手就能获得巨额收益，对GDP的“贡献”显著。而GDP的高低，又是仕途升迁的重要法码。也正是在这种思维下，为了工程尽快上马，为了政绩突显，“以城市发展和为了公共利益为幌子，一些人炮制了“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 “每个人其实都是强拆政策的受益者”的言论，理直气壮地“谁影响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试想，在在这样的政绩观和拆迁理念面前，还能依法拆迁吗? 继而发生的一系列“强制拆迁”事件也就不奇怪了。
第三也不得不承认在一些地方，同“暴力拆迁”一样，“拆迁暴富”的现象也广泛地存在着，在北京朝阳区的大望京，郊区通州、大兴、平谷等区多个村镇，还有河南郑州城中村、云南昆明城中村等地，都在缔造拆迁致富的传奇。于是一些拆迁户当得知自己的房屋要被拆迁时，有一种“狮子大开口”的思想出现。认为政府和开放商理应赔偿自己这么多钱，而他们的估价，远远高出政府和开发商的承受能力，如此博弈之下，双方的态度就会向着一种激烈对抗的方向发展。记者在采访北京一处被拆迁户中得知，他因为拆迁获得可观补偿，手上一下多了逾百万，还分到回迁房，对于生活与前景他已心满意足。那笔钱虽然不足以他过完下辈子，至少够供子女上大学了。可见，并非所有拆迁都是“暴力拆迁”。地方政府和普通群众在合理合法合情的框架下进行交流，完全可以达到一种政府、开发商、拆迁户三赢的局面。
拆迁乃至暴力拆迁等问题都是在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期必然出现，如果中国现在依然处于男耕女织的原始社会或者已经步入了发达社会，这些问题就不会如此尖锐的存在。在一部美国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中，就有一个老人，固守自己居住了一辈子的老屋子，里面保存着自己与已过世的爱妻最宝贵的回忆。而当这个地区被开发商买去准备建成高楼大厦的时候，高楼之间孤零零的伫立着那栋老房。在这个故事中，一个老人，一栋应被拆迁的老屋，这要在中国，似乎是被强拆最好的对象。但同样是面对“钉子户”，片子里的那些开放商却似乎无可奈何，只能任由老人挥舞着手中的拐棍发泄着不满。直到最后，屋子在成千上百的气球环绕中，飞上天空，寻找老人梦里的天堂……这部动画片，似乎也给中国的政府、开发商和拆迁户上了一课，面对拆迁，该怎样，才能找到那座合理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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