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波东巴西居民请愿”的面簿（Facebook）网页上对活动的描述是“为了一个更明确、强大的授权”（For a clearer and stronger mandate）。这是那些不甘心由反对党坚守27年的波东巴西只因114票而落入执政党手中的人所发起的请愿活动，希望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心声，若有可能更要求补选。据《联合早报》5月11日的报道，请愿活动在10日收集到2000多个来自全岛各地的签名。面簿网页则有1万4161人关注此事。活动后来因警方以可能抵触公共场所非法集会法令为由而终结。发起人也在网页上以理性的语调告知网民：“由于那是民法，所以必须遵守”。
大选过后，当国内外媒体与学者皆对本届大选表示赞赏及解读时，“为波东巴西居民情愿”事件透露新加坡式“优质民主”（套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语）的隐患。它貌似一起成功动员社会资源、因民法而夭折的活动，却暴露出一个不成熟的公民社会：在程序公正的选举之后设法通过全岛人民的请愿扭转选举结果，颇有以一种民意推翻另一种民意的意味，像是集体“悔棋”行为。就连忍痛看着苦心经营27年波东巴西区落入他人手中的詹时中也表示，这种请愿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虽然它是不成熟的，但它毕竟是一个公民社会雏形的体现。
媒体分析本次大选暴露出政府与民意脱节是由于各种沟通管道不畅，政府傲慢等原因，但另一根本原因在于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良。在一些西方国家，公民社会指的是公民自动自发组织资源，凝结社会力量，不但为相关公民争取利益，同时也是反映民情的渠道。由于发起的往往是志愿福利团体及非政府组织，国民在义务服务中的参与感强，从而也培育出对一个地方强烈的归属感。
在本地，这些团体的角色多少由人民协会及基层取代了。不同的是，人协等所主导的“社会”也许已随着我国的繁荣而逐渐丧失为人民牟福利的功能。它与西方国家的“公民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后者是自动自发的，因此会为自己牟取福利，但前者却已未必如此。据《今日报》（TODAY）报道，落败后的阿裕尼选区议员陈惠华等人表示，基层领袖报喜不报忧的做法，使到执政党错误估计民意。这显示人协的作用需要重新检讨。事实上，由于反对党缺乏资源，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已明确表示，要与志愿团体合作。这无疑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人协在反对党区居民心中的地位。
当然西方国家公民社会建造的前提是公民对政府是不完全信任的，因此政府与社会一直在“互动”中互相妥协。新加坡的公民社会至今仍未成型，一来是由于国人以往对政府近乎完全的信任，同时也有政府对国人并不信任的因素，只在近些年才出现政府鼓励的声音，并对政治、教育等领域愈发自由，为公民社会创造有利土壤。
欧美国家通过上百年的波折，方能成就一个适合他们的公民社会，新加坡打造自己公民社会的议程如何能不迫在眉睫？通过这次大选，执政党政府也许应认识到，由于多年的教育普及，以及相当健全的制度，今天的新加坡人已是理智并值得信任的一群。执政党是时候加速“放手”。相反的，若以为在大选激情过后就可“紧缩”，那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政治热情不但无法转化为对公共事物的热情，也可能出现如中国天安门事件后的集体失落感，以及移民潮。
波东巴西请愿活动中的“请愿”成分也许并不大，反而更多是一种情感上的释放，是所有关注波东巴西的国人通过这种方式悼念一个时代的过往。今后他们必定将这种情感带出波东巴西，塑造自己心目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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