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刚出版《社会心态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一书的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王俊秀针对高晓松醉驾案引起的高度关注说，这起事件体现出了目前中国民众的很多典型社会心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群体性怨恨”。民众不满情绪主要指向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为富不仁”的商人及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
王俊秀借高晓松醉驾案引发的社会关注，表示：“高晓松的名人身份加上此前关于‘醉驾并非一律入刑’的讨论，让民众担心这里面会不会出现名人特权等问题。”人们的思维定势导引心绪不满，这就是群体性怨恨。
自5月1日醉驾入刑之后，多名“以身试法”的醉驾者被判处几个月不等的拘役刑罚。而就在高晓松醉驾被公安机关查处后，社会却出现了关于“醉驾者并非一律入刑”的讨论，让许多民众则是将讨论与高晓松醉驾案的审判结果联系起来，担心这里面会不会出现名人特权等问题。
“我相信事实不是这样，而民众偏要不自觉地把两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这就体现出了民众的一种思维定势，产生这种定势的情绪基础就是我称之为‘群体性怨恨’的社会心态。”王俊秀说，也就是说，目前，一些民众对自己所处的现状感到不满意，具有相似感受的人就会产生相似的想法和情绪，逐渐形成群体的极化，表现出共同的反应。
王俊秀认为高晓松醉驾案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名人一犯错，很多民众的第一反应是“名人犯案”没准就会轻判，如果是这样，就会招致民众极大的不满，这样的不满情绪对民众来说是共通的，就很容易从一个方向进行爆发。
5月17日，高晓松醉驾案在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院内受理刑事案件的第二法庭本可容纳百人，当天却光媒体记者就有近百名，法院门口也被因事先没有向法院登记而未能进入法庭现场的媒体记者以及围观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审理当天，法院判决结果一经媒体报道，便有超过两百家的媒体网站进行转载。次日，北京市的大多数报纸也均将高晓松醉驾案放在了醒目位置。
除此以外，“我爸是李刚”一事突出反映了“群体性怨恨”的社会心态。这种“群体性怨恨”是民众不满情绪的反映。
“我们从近年来民众不满情绪的指向进行分析，发现主要存在几个指向，一个是针对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个是针对‘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就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王俊秀说。
近年来社会一些热点事件也显示了社会民众的这种心态。
“例如2010年年底，山西省发生一起一对警察夫妇在
家中遭杀害案件。案件发生后，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王俊秀说，此外，还有2009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等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折射出的社会心态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网友用个人的不满解读以上发生的事件，表达出一种不满情绪，继而形成群体性怨恨。”王俊秀说，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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