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中国领导人，包括温总理在内，都曾强调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层建筑滞后，已经严重影响经济发展，甚至已经威胁到社会稳定。群体性事件有增无减，法律不彰，上访制度制造的矛盾，远比它解决的矛盾多，没有有效的管道解决社会矛盾，郎咸平所说的社会阶级固化，更是直指未来。政治体制的落后和社会不稳的危机，有目共睹，这一点上再做虚伪和无谓的粉饰，是徒劳且不道德的。
除了抱着末世打劫的嚣张心态疯狂掠夺者之外，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官民共识。分歧在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具体途径和突破口。有人认为应该完善代议制，让人民不再“被代表”，让人大真正成为最高权力机关;有人认为应该实现军队国家化，以保证政治改革中的稳定;有人提出要先放开报禁，展开全民大讨论，在此基础上确定突破口;也有人认为应该先加强党政分离，甚至开党禁，打破“党国”一体的局面;也有人认为应该从基层自治和地方自治着手;当然，也有很多人主张应该先实现司法独立。
这些设想，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各种媒体上均有大量讨论，参与讨论者分歧很大，但共识有二：一是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已成当务之急;二是应当改革而不是革命。当然也有反对者，认为当前中国好得很，没事;也有应该加强权力集中，回返毛时代的人，这些算不上政治改革，不论。
个人认为如果要在局势相对较为稳定的情况下，实现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有两个渠道似乎可能性较大，一是从小到大，也就是从地区到全国，从部门到全局;二是权力两级的互动，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单纯靠权力顶层推动，绝对不可能;但完全甩开他们而要实现改革(而不是革命)，也是不现实的。
个人的观点是放开言论，真正实现《宪法》规定的各项言论自由，保障媒体的独立报道，开展讨论，在此基础上首先对进行法律制度改革，比如改革选举制度等。这一点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动作，当然是民间的。比如网络媒体上的讨论，浙江等部分地区的人大代表工作室，其他地区的专职人大代表等。而最近的刘萍事件，对高层和民众来说，是这条路径的最佳实践，如果加以推动，或能成为难逢的契机。
刘萍以独立身份参选，积极与选民沟通，而且她的行为完全在现行法律框架之内，如果她的模式能够成功，再在某些层面或地区进行推广，就很有希望在此基础上实现代议制的改革。《攻坚：十七大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研究报告》(周天勇等)中提出人大改革的方向是代表专职化，减少政府和两院代表数量，直至最后完全取消会议代表的席位。而刘萍目前的行为，和这个总体方向是一致的。
但情况不容乐观，刘萍参选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多重阻挠，地方政府甚至不惜动用公权力和武装力量，来威胁和阻挠刘萍参选，妨碍选民投票，据刘萍的微博透露，部分选民投票时有警察在一旁站立不去，当地政府的做法，已经违反《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
这种进步行为受到地方政府阻挠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应当以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局为重，出面支持并明确表态。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听到上层的任何声音，这个难逢的契机如果就此溜走，就会成为单个公民的自发行动，不能在此基础上形成全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单个公民勇敢的尝试所撞击出来的缺口，很快又会在传统体制的巨大影响下弥合----公民突围失败，政改良机丧失。
更高层面的做法，其实也不容乐观。比如2010年，四川省德阳市罗江县人大代表李国喜在全国率先成立的专职人大代表工作室，被“叫停”，此事曾被称为“民主宪政探索的一种有益尝试”而受到广泛关注，后来的修正法草案还明确规定代表不得设工作室，不仅放弃了机遇，反而倒退。
贵州省的“五瓣章”管理地方政府财务，也是难能可贵的创新，同样夭折。2008年袁天鹏的“南塘试验”在当地比较成功，但中国议事的“萝卜规则”难以推广。其实早在2003年，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就进行了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结果呢?改革很快夭折，改革的倡导者、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15天。
中国从来不缺乏有勇气、有胆识的基层改革者，但基层政改的试验和创新，最后均以失败告终。原因有两个，一是当地政府及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甚至动用公权力暴力干涉;二是缺乏高层的表达、保障和支持。如果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和平改革都不允许，公民行使法律规定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听任地方政府胡作非为，难么高层三番五次的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究竟要如何改呢?这么多良好的经验和努力，没有总结推广扶持，反而时遭打压，装聋作哑听任下属野蛮干涉，高层如果坚持在这种模式下走下去，其祸不远矣。封堵最稳健的改革之路，而不是借此良机拓宽改革大道，难道要等决堤吗?
这么多次，公民突围失败，政改良机痛失!我开始怀疑某些人的改革诚信，也许他们从没把这些可贵的努力看作社会进步的机会，而一直把这看作是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威胁。看来，改革的路，比善良的人们想象得要艰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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