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四川省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化试验被叫停，并不仅仅是人大常委会所反对的，它还有坚实的“民意基础”。任何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渐进改革的有识之士应当对这一“民意基础”有充分认识，否则自己的政改方案将会是一厢情愿。本文打算通过对一个个案的描述和分析，来提出自己对这一坚实“民意基础”的认识。
说老实话，体制内的渐进改革是有足够道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社会健康发展的双轮，缺一不可几乎早已成为共识。中国这些年愈演愈烈的社会问题其实就是政治制度存在严重缺陷所造成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追本溯源是政治问题。可以感觉到，政治体制改革似乎早已提上日程，有识之士也不断发出呼吁和建议，甚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谨小慎微地探索实验。但是，这些探索实验似乎都被有形的力量最终制止，而那些呼吁也往往消失在喧嚣吵闹的各种思潮中(或许是有意的打压之中)，无疾而终。笔者以为这是有“民意”为基础的结果。但即使如此，也有像蔡定剑先生这样的学者，百折不挠，坚持走体制内的改革这条路。
如果把中国比作一个巨人的话，那么拆迁自焚、上访鸣冤、被神经病等恶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正是巨人身体严重不健康的体征所在。让她变得健康起来是学者们当仁不让的道义和职责。学者就是治疗国家和社会疾病的医生(当然医生也有良医和庸医之分)。人大代表专职化是很多良医给中国社会疾病开出的合适药方，是深思熟虑的治病之道。医生们希望用这一副药来治疗中国的几乎令人绝望的顽症。这剂药方的配药显然不是刚猛剧烈的，而是充分考虑到病人的身体适应能力和药带来的副作用，类似于当年诸葛亮舌江东战群儒时的一番话：“譬如人染沉疴，当先用糜粥以饮之，和药以服之;待其脏腑调和，形体渐安，然后用肉食以补之，猛药以治之。则病根尽去，人得全生也。”之所以如此，固然是因为担心用药太猛会导致“病人”身体难以承受，反而欲速不达，造成社会的剧烈动荡，“如不待气脉和缓，便投以猛药厚味，欲求安保，诚为难矣”。然而即使用药如此柔和的方剂也不被有心人所接受。这些有心人反对刚猛用药，高呼“多党民主制度是个坏东西”，也反对柔和用药，迅速叫停哪怕是根本不动摇体制结构的“一党民主”之人大代表专职化实验。
总之，如果说民主化是药方子里的根本药剂的话，刚猛和柔合剂量明显不同，量多量少是药方差别所在。但有心人绝对的聪明，他们不会因民主剂量小就放松警惕，他们深谙“千里江堤毁于蚁穴”的道理。因为对民主深惧之，深厌之，故不仅敌视猛药，也反对和药。这些有心人我们可以称之为既得利益者。他们不关心上访者、自焚者、被神经病者的苦难，他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会被因为解决上述现象的改革所动摇。显然，在他们看来，人大代表专职化、人大代表成立独立工作室的实验的成功，会拉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他们当然担心这样的实验一旦普及开来对自己将会是怎样的结果。
本人的一位中学同学正是这样一位有心人。我相信不管王占阳老师怎样的启蒙、开导，循循善诱，指出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爆发革命，发生社会动乱的可能将会越来越大，那样谁都倒霉，而我的这位有心人同学都会不仅不会接受人大代表专职化这样的改革实验，他甚至会认为这就是图谋不轨的行为，是灭亡中国共产党，导致共产党走向不归之路的阴谋，其实就是灭亡他自己，让他自己走向不归之路的阴谋。
我曾经与我这位同学有过一次类似我采访他的交谈。在谈话中，他对我的问题非常反感。我的问题是“中国老百姓是否可以进行自我宣传，积极选举，做一个反映社区民情，监督政府的民意代表，像台湾同胞那样生活”。我至今记得他的反应，其中印象最深的是：“那就是反革命，门儿都没有。”意思是那样做是反革命行为，要想学习台湾的经验，根本没有可能性。他很自信地认为，因为我党拥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会让那种民主选举的事情发生。我的这位同学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和党站在一起。就像当年河南的一位官员自然地表露出自己的认识，向记者发问：“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
我的这位同学本是一个农家子弟，父母无权无势，老实巴交。和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家庭一样，他也指望通过高考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记得我这位同学曾经对他认为“高高在上”的权势者(一个基层小官员)的行为表露出强烈的愤慨和不满。从一个工科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个工厂的技术员，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工作还很辛苦。不做农民了，但依旧是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时而对社会的不公，政治腐败表达出一些不满的言论，和一般的老百姓没有任何区别。然而他的命运和他的思想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桩他并不十分愿意的婚姻之后发生了改变。因为他老婆的大姐是某省城国税局的一位领导，婚后，他被轻松的从他所在的那家工厂调到了省城国税局下面一个分局。到国税局后，我这位同学先成为一名普通工作人员，之后顺利升迁，“一步一个脚印”，经过十年的“努力”，虽然并不是税务学校毕业，但依然坐上了某省城国税局一个分局的局长的位置。用社会分层理论来分析，他的社会声望因为社会地位的改变而升高。而他也不再对社会表示不满。
毫无疑问，我的这位同学的人生轨迹是从他的不如意婚姻开始转变的。他得收入高了，能买得起(或分得起)很大的房子，可以随便更换比较高级的汽车;社会地位也高了，有前呼后拥的下属巴结、附和;工作也不辛苦了，也就是陪上面的大领导钓鱼吃饭喝酒打打麻将什么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的这位同学对这样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幸福，他感觉自己过得是有意义的而且体面的生活，有相当的幸福感。我相信他不再诋毁共产党，也不再发泄对社会的不满是从他发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开始改变时发生的。用一个比较贴切的词来形容我这位同学目前的状况的话就是：志得意满。既然志得意满，也就没什么当年的愤慨了。而且我能明显的感觉到他深知自己今天的幸福生活源自什么。
美国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曾提出相对剥夺感这个概念，提出人的不满情绪和心理感受相关;受拉扎斯菲尔德的启发，我的这位同学的言行让我想到了“绝对优越感”这个词。不论是和周围自己的同学、亲人等熟人相比，还是和那些低眉顺眼乞求办事顺利的陌生人相比，我的同学自然都会产生绝对的优越感，不论是财富、声望还是社会地位都足以让他感到自己的幸福生活是扎扎实实的。很显然，是他的当初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婚姻背后的权力(power)使他拥有了这种感觉的基础。我相信他对此有深刻体会。
我从我这位同学的人生经历和他对中国民主化的敌视中，感到了阻碍中国民主进程的势力是什么。即使这个阻碍并不是唯一的，但至少这种阻碍却相当强大。我的这位中学同学的妻子没有设么学历，被她的大姐安排在自来水公司上班，就是抄水表而已，工作非常清闲而收入却颇高，大概是因为有编制吧。她的税务局副局长的大姐荫庇了包括她的丈夫即我这位同学的很多自家的亲戚朋友，我的这位同学的小舅子，大舅子，另外的一个大姨子都是他们的大姐手中权力的受益者。
这位税务局副局长大姐不是孤家寡人，一人独享权力的佳肴。她必定要和众多的拥有权力者天然地结成同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你帮我来我帮你，在他们自己的小圈子里，做到你好、我好、大家好。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具有强烈认同感的群体，且群体意识很强。
我的这位同学当然可以代表一群人，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和改革开放前的政治制度安排中享受权力带来的太多好处，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对自己所属阶层予以固化，如于建嵘先生小说《我的父亲是个流氓》中那位父亲对自己子女的安排一样。秦晖老师曾经说，中国高层权力的代际流动，父辈传给子辈并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而中断。走资派被打倒是暂时的，权力的承袭不折不扣，这种龙生龙，凤生凤的权力的承袭在今天肆无忌惮、毫不掩饰的体现着。
如果说高考还能多少改变底层人的社会地位，有利于社会代际流动，而高考扩招却无情地缩小了社会底层人群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的那位同学是以某种程度的牺牲(爱情)换来他的“幸福”生活的，但是一个农家子弟凭什么拥有这样的基础呢，是他万人争过独木桥挣得来的那张大学文凭。而如今获得这一张通向幸福之门的入门卷容易得多了。河南固始县招考公务员，最后全部是官员子女考上，而他们都是野鸡大学的文品。这个的例子说明农家子弟想依靠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已经是越来越难了，也就是说加入既得利益集团的机会变小了。牺牲婚姻可以拥有幸福生活，主要是因为手中有较为稀缺的“幸福入门卷”，而当这张入门卷不再是身价所在，人人都可拥有，那农家子弟连牺牲婚姻的机会可能也没有了。
社会阶层固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因为这种固化越来越容易了。我们可以看到招考公务员中的内定情况比比皆是，层出不穷。我曾经问过我的那位仇视中国民主化的同学，如何看待当下社会机会的不均等。他的回答是，这种情况会在中国的综合国力上去以后自然会解决，这种不平等是暂时的。大概是蛋糕做大以后，自然人人有份的意思。他努力回避现实的不公，为现实的秩序做一些苍白的辩护，对那些生活失意的“反革命分子”的言行予以谴责。当然如果给他进行客观地分析不公正的社会有可能造成社会的剧烈冲突和动荡不安，对谁都不好，则他的基本态度是尽量回避，王顾左右而言他。
中国目前可以说是权力者通吃，自身基本利益受损的普通老百姓自然仇视，当“我爸是李刚”的嚣张被披露后，喊杀声一片。不过品尝权力带来的尊荣和利益之后，大多数既得利益者并不在乎民意的喊杀声。在他们看来那些喊杀声只不过是生活失败者们的发泄而已。他们更敏感对自己权力的威胁，任何民主化的改革，哪怕是零敲碎打式的不触动自己利益的实验他们都能嗅出对自己不利的气息。罗江县人大代表专职化试验被叫停正是赤裸裸的表现。笔者目睹这些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一次次受阻，有很熟悉的感觉，这种感觉和阅读清朝末年的权贵们极端讨厌立宪改革，后来又不得不搞，却弄出一个皇族内阁的丑陋表演时的感受几乎一摸一样。
或许这一群体的人数在十三亿中国人当中很少，但是他们却牢牢掌握着中国社会运行的方向盘以及关键位置，任何让他们利益受损的改革他们都会敏锐地察觉到，可以迅速作出反应，立刻制止。笔者以为这是中国这些年政改举步维艰的根本原因所在。
归根结底，阻碍中国民主化进程的是1949年以来形成的既得利益者集团，这个利益集团的形成是以权力为枢纽和基础的，它不仅包括改革开放以来靠权钱交易发家而形成的商人集团，更包括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龙凤之后”，所谓的“官二代”，“官三代”，某种颜色的后代。权力是秦晖先生所说的“看得见的脚”，这只脚是既得利益者的“神主牌”，绝对不能动。之所以反对包括成立农民自治协会，人大代表专职化试点、成立人大代表独立工作室的民主化实验，都是因为这些做法一旦实施，会触及到，或最终触及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现在幸福生活根本基础-------他们的“神主牌”，权力!因此任何主张在体制内进行渐进改革的有识之士应当对此有所体察，要有清醒的认识。为了保卫他们的权力，中国的政改或许会延着一条越改越糟的道路发展。我猜想当年呼吁改良反对革命的郑观应在辛亥革命发生之后，一定是怅然所失，却又无可奈何。这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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