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爆炸方式袭击无辜人群，如此带有恐怖主义色彩的事件，在中国还是想当罕见。5月26日9时18分至9时45分，江西抚州市检察院、抚州市临川区行政中心、临川区行政中心东边区药监局旁边的马路先后发生三起爆炸。从江西省公安厅获悉，爆炸案共造成2人死亡，6人受伤。死亡者中，1人为当场死亡，1人为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经警方现场勘查和鉴定，已确定当场死亡者为这场爆炸案犯罪嫌疑人钱明奇。
另有香港媒体透露，爆炸地点分别是抚州市检察院、临川区政府大楼、药监局、政府档案馆以及市体育馆外共五处。目击者称，此次爆炸案中至少有18死，死者被炸至手断脚飞。
这是继江西宜黄拆迁引发的自焚案之后，该省又一起恶性事件。肇事者钱明奇，男，52岁，无业人员，十年前自建住房被拆迁没有得到合理补偿，而且在长达十年的申诉过程中，矛盾无法得到解决，由此埋下了仇恨的种子。钱明奇是一个可怜人，但这种袭击无辜人群的血腥暴力行径同样应该谴责，然而，解读造成这场悲剧背后的社会原因，则更为紧迫和重要。
矛盾激化 由量变到质变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钱明奇是一个老上访户，涉及的是拆迁补偿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他很可能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在多次上访不果之后，才制造了这样的惨剧。基于这样的遭遇，很多人对他策划爆炸的行为抱以同情。
钱明奇在各大门户网站均开有微博，事件发生后，在其微博上可以看到，此人长期关注贫困、不公等社会问题，关注宜黄拆迁，关注全国两会，关注其间当地官员的表态。从言论上看，表达冤屈以外，并无无理取闹。对于遭遇强拆和长年上访，钱明奇的微博中有这样的文字：“幸福在哪里?合法新建的六层楼房700平方米被官员用非法手段拆除，现已给我造成实际经济损失200余万元和耗时十年的上访诉求时间，至今未果!我要是拦路抢劫十元钱，法律又该对我怎样?”他也表示，自己的故事里到底有多少不公正，还不能妄下结论。
暂不说钱明奇所说的经济损失200余万元，是否合理，对于一个农民，这个数字是何等意义，仅看其耗时十年的上访可见，此人能够坚持不懈地为个人权利奔走，试想，如果不是对当地政府的绝望，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不是矛盾激化，他未必会以这种残忍的方式了结一生。钱明奇走向不归路，更像是在经历两次遭遇拆迁后，对补偿兑现不满、多年上访无果、妻子因病去世等众多因素合力挤压的一种反抗。当然，这种反抗过了头，以至成为一个巨大的社会悲剧。
有人形容，极端行为和极端思维就像木桶里的水，如果桶璧破了，水就会流出来。社会的不公就像一把斧头，砍凿桶璧；而理性思维像胶水，不停地粘合桶璧。然而，是斧头更快，还是胶水更占上风？我们都知道，如果一边是斧头乱砍乱凿，另一边的胶水怎样修补也都无济于事。人就是这只木桶，对于一般人，“不公正”的对待，对于人所产生的作用力远大于理性的作用力。当然，不同的人，桶璧的薄厚是不一样的。
宜黄拆迁引发自焚，钱明奇也遭遇强拆，长年上访无果而搞起恐怖袭击……可以看到的是，权力与权利之间的抗争与博弈。其实，放眼望去，在举国声势浩大的一波又一波拆迁浪潮中，这种抗争博弈在哪里不都是大同小异?只不过，先前是举牌示威，后来是跳楼自焚，到了钱明奇这里，他发展为制造爆炸，让事件更为惊悚恐怖罢了。百姓上访，从“缠访”，“闹访”，“群访”，到了今天时有发生的极端方式，这其中层层升级的原因，又何止是拆迁问题。上访路有走偏之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许多社会信息亦表明，中国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积聚着大量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将上访定位为中央与人民群众直接联系的重要渠道、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倾听人民群众意见、建议和要求，接受人民监督的重要途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由于上访制度在运行中偏离其应有的功能定位，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许多违背这一制度设计初衷的“乱象”。
时下，信访工作成为影响官员升迁的“帽子工程”，进京上访人员的数量和规模成为评价地方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减少本地上访人员的数量与干部考核被紧密地挂钩。在“只求稳定”的巨大压力之下，许多地方在处理上访问题上出现了两种极端做法。一种是变相安抚，即常说的“花钱买太平“，通过给付巨额赔偿金、安抚费或给访民分地、安排工作等方式息事宁人。另一种就是刚性压制，即采取“暴力截访”、将访民投入“黑监狱”、“劳动教养”或“被精神病”等强硬方式恐吓、威慑上访群众。
不管是“软”的安抚还是“硬”的压制，这些做法的本意无非是息事宁人、“杀鸡儆猴”、让访民断了进京的念想。但实际上，不管是花钱摆平还是打击迫害，都有可能诱发和推动新一轮的闹事、上访。
从钱明奇身上便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据已有披露出来的信息看，钱明奇一共遇到两次拆迁（1995年和2002年）。在第二次遭遇拆迁时，由于补偿低，而且政府没有当即全部支付，钱明奇开始抗议。此后，包括钱明奇在内的8户邻居走上了信访之路，从区政府到市政府，他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于是他们起诉了当地临川区政府。钱明奇等8位原告认为，临川区未依法给予安置补偿，其诉求被区法院和市中院两次驳回，依法申请再审，依然驳回。此后，他们开始上京信访。多次上访后，临川区政府2010年9月与上访者协商，提出了最新的补偿办法，包括提高原来房屋各个部分的补偿标准和利息。8名上访户有6名接受了这个补偿办法，只有钱明奇和另一邻居没有接受。而后，钱明奇在各大网站开通微博，向媒体申诉、向官员申诉……
钱明奇先是拒拆而获得全部补偿款，当他认为补偿过低时，就把政府告上法院；当他连法院的判决也不接受时，就去北京上访……他是全部被拆迁人第一个拿到全补偿款的，而且最后的新补偿办法也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而他并不是绝大多数之一。事实上，他在拒绝了绝大多数人都接受的补偿方案之后，才最终走向极端。
那么，钱明奇究竟所要得到什么？在中国，很严重的一个现象是，一些民众通过进京上访成功地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不管是确有冤情或确实需要解决实际问题的，还是通过胡搅蛮缠获得各种“法外利益”的“无理上访”，都助长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不闹不解决”和“越闹越有理”的社会心理，促生和激发更多老百姓在上访过程中的非理性行为，客观上还会大大提高了民众对于上访的期望值，致使他们已经错把进京上访当做要挟地方政府的“法宝”和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信访忧思 难堪的方式
当然，与前述现象截然相对的是，近些年来地方政府偏离法治轨道的暴力截访、非法侵犯访民人身权等恶性事件频发，也同样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在没完没了、一轮接一轮的“上访”与“截访”的斗争和博弈之中，地方政府定然只能是疲于奔命、防不胜防。这反映出的正是中国严峻的上访态势。中国近年来出现了很多令人难堪的尴尬的上访。说难堪或尴尬，是从政府一方的立场上讲的，百姓也许一点不觉得难堪或尴尬。
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法理室主任封丽霞表示，“上访乱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也是中国社会在不断成长、壮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痛苦。从一定意义上说，上访乱象的治理、走出当前信访工作的困境，理应成为中国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个重要拐点，关系到民主法治建设的命运和国家的未来。解决问题的基本思路，就是要让信访制度回归其本来的公民政治参与和民主监督两项功能。
在上访与司法二者关系的处理上，一定要明确信访只是解决社会矛盾的一种辅助、补充性质的渠道。大量的矛盾化解、权利救济只能依靠国家解决社会纠纷的正式机制----司法去解决。应有效实现信访制度与司法制度的对接，确立司法作为社会纠纷最终解决机制的地位与权威。
就在此次爆炸案发生前数天，《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追求理性从哪里起步》称：“理性是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理性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在现阶段，这个责任主要在社会管理者，在拥有更强实力、更丰富资源的组织和个人。而每一位公民也应该意识到，任何利益诉求和价值主张，都应在法治的框架下有序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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