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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变化:自由与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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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在过去的几十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系列惠农助农政策下,与以往相比,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但同时也面临着住房医疗等方面的限制。

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从各种各样的角度去解读,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经济室主任党国英从“自由”的角度说,农民在中共政策下获得的“自由”更多了。自由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带给这个农业大国农民命运的最宝贵财富。

他说,建党之初,中国处在军阀混战、炮火连天的战乱岁月,农民没有自己的土地,更谈不上任何的自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打土豪、分田地,农民翻身做了主人,实现了从备受压迫到饱尝关爱的命运转折,自此走上了自由之路。

在改革开放之后,党通过制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多种经营方式解放了农民,打碎了束缚农民手脚的锁链,农民有了种田的自由,种什么也由农民自己决定。

“2006年国家免除农业税后,种田对于农民来说就不再有税赋负担,在更大程度上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种与不种、种农作物与经济作物的选择上,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他说。

近几年,农民除了不用纳税之外,还有各种各样针对农民的补贴,比如种地有补贴:惠农“四补贴”政策,即“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加上国家稳步提高小麦、稻谷等粮食最低收购价格,使得农民种粮收益增加;买家电有补贴;危房改造有补贴。

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钟甫宁说,农民负担过重,千百年来曾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如今免税、补贴、保障等多管齐下,投入巨额公共财政,有望从根本上破解这一千古难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开始在广阔的大地上自由迁徙,去寻求更多的财富,现在离开家乡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有2亿多人。

但是,中国农民的“自由”还是很有局限的。他们仍然受着许多约束。城乡二元户籍制度限制着他们拓展更大生存空间,而从居住条件到医疗卫生,他们都难以与城里人相比。

针对农村居住条件差的问题,2010年,中央采取多项措施加快完善住房保障体系。截至去年,全国各类保障性住房和棚户区改造项目已开工590万套,农村危房改造已开工136万户。

为解决农民生病无钱治疗问题,中国政府最近开始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农合”)努力解决。卫生部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新农合”覆盖面持续扩大,参保率保持在90%以上。人均筹资水平达到155元,其中政府补助达到人均126元。60%以上的统筹地区实行门诊统筹。但是,目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3.23:1。这个不小的差距使许多农民生活还比较困难。

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17日与中央媒体座谈时说,2010年中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比上年实际增长10.9%。消弭城乡差别的任务仍然艰巨。为使农民变富,中国一直在实行增加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的“双轮驱动”战略。“当前农民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市场化程度不够。”党国英说,“中国要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现代化,就要给农民更优越的生产条件。让更多的农民转化为‘专业农户’----即以农业生产为主,经营规模比较大,劳动投入主要在农业生产上发展农业规模经济的农户。”

他说:“‘专业农户’在西方国家比较普遍。中国在发展农业规模经济这方面相对比较差,有必要培养一大批‘专业农户’,以进一步提高农民的农业收入。也要进一步鼓励农民进城务工、创业,开辟一片新的天地。”

与此同时,农民工资性收入等非农业收入比重在不断增加。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201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66元,增长的最主要原因是工资性收入的增加。去年各地宣布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这有利于外出务工农民收入增加。

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相当程度上,中国还是一个“农业国”。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中国“十二五”纲要把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放在了与工业化、城镇化并驾齐驱的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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