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这种低首下心、唾面自乾的姿态，终于使得毛泽东高抬贵手，又像当年延安整风一样，对他网开一面。毛对周的检讨作了批示：可以了。不过，毛仍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讨论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内容，把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错误批透，改变“跟人不跟线”的状况，意在外交系统中把周彻底搞臭。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也不甘心就此罢休，执意要把周扳倒，四处放风，交底打招呼，为倒周制造舆论。
这样一来，周恩来犯错误挨批的消息便在京城的政治圈中不胫而走，弄得沸沸扬扬。可是，毛泽东似乎仍觉意犹未尽。十二月九日，他在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时，故意用说反话的方式，将这一情况透露给外界。毛当着外宾的面，谈笑风生地说：总理啊，你挨整啦，听说他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啊，说是你爱插我的话，弄得你现在都不敢讲话了，把我搞成了一言堂，等等。
然而，毛泽东毕竟对他本人在这件事中所扮演的角色心里有鬼。为了开脱自己，毛又在这次会见时的谈话中嫁祸于人，让他的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背黑锅。他指着王、唐二人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撒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对此，王、唐二人当然不服，在私下里发牢骚说：这是毛的一贯作法。“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去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周恩来最后总算是逃过了这场劫难，但在精神上和肉体上所遭受的折磨和打击，却是十分沉重和难以愈合的。在这段挨整的日子里，已经年逾古稀并且身患癌症的周氏，面对种种横加的上纲高得可怕的罪名，而且明明是欲加之罪，却无处申说，只好打落了牙齿往肚里吞咽，满肚子的委屈和苦水，甚至连对自己的妻子邓颖超也不能吐露一点，只能全部憋在心里，为此精神上非常痛苦，心情极度抑郁。这期间，他几乎变了一个人，脸色很难看，一天到晚呆坐在屋子里，不说一句话，甚至连胡子也不刮了，人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回忆当时的情形说：
这期间，周恩来的外事活动极少，其它的会议也不多。他的心绪不会好是很自然的，一天到晚脸绷得紧紧的没有什么表情，少言寡语，如坐愁城。他不刮胡子，不理发，回家后呆在办公室里，进餐也大多在办公室，偶尔与邓颖超同桌吃饭，也听不到老俩口的说话声，搞得整个西花厅的气氛很沉闷。
跟随周恩来多年的卫士长张树迎回忆道：
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应为人民大会堂─作者注），每次开会回来总理面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那里想心事。
在政治局扩大会议接受批判期间，周恩来在遭受精神折磨的同时，他的病情也明显加重，饱受病痛的煎熬。本来，在这次基辛格访华前，就已经发现他的膀胱癌复发，小便的颜色变深，接下来又出现了血尿。但相应的治疗工作却因这场平地风波而延宕下来。
会议期间，周恩来因无端蒙冤受辱，心情郁结而使得病情加速发展，体内的肿瘤细胞长得很快，侵犯了周围的血管，造成溃烂出血，膀胱里积存了大量血液，凝结成血块，堵住了尿道口。他每次上厕所都很痛苦，要花很长时间，用力晃动身子才能排出。扩大会议后期，周的病情已经很重了，常常在厕所里半天出不来。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只好暂时休会等待。为此，江青、张春桥还斥责周故意耽误时间，对抗会议的批判，又给他增加了一条新的罪名。
毛泽东在下令政治局扩大会议停开以后，心里并没有真正打消批周的念头，而是在考虑另外做文章的题目。江青一干人更是不肯善罢甘休，打定主意要扳倒周恩来，为政治上全面接班扫清道路。因此，一九七三年岁末的中国政局依然是暗潮汹涌，山雨欲来。
仅仅一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幕后发动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批林批孔运动，由江青在前台唱主角。这场来势汹汹、令大多数人当时迷惑不解的政治批判运动，很快便在表面文章之下显露出了本来面目：名为“批林批孔”，实则批“党内大儒”周恩来，而周这时已是重病缠身，来日无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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