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新塘当地人与四川人的械斗愈演愈烈，死伤逾百，当局已经派出军队弹压。在中国，这种现象是族群争斗的一种，有深刻的生存状况和社会制度背景，是游民文明的重要内容，人称“社会痼疾”，事件遍布全国，史不绝书。
学者李云章指出：民间械斗不是简单的聚众斗殴，它是以血缘、地缘、神缘、语缘、职缘等为纽带的村社共同体或社会群体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或私愤，不顾法律和公共秩序，持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冲突。从历史上看，其争斗的惨烈程度，有的甚至不亚于战争。蒋梦麟的《西潮》里则专门有一个章节，讲“社会组织和社会进步”：中国的人口是由许多自治的小单位构成的，……这些或大或小的单位是以家庭、行业、和传统为基础而形成的。个人由这些共同的关系与各自团体发生联系。因此，团体内各分子的关系，比对广大的社会更为密切。他们在同一社会制度框架活动，过着水准相似的生活，惺惺相惜、守望互助、荣辱与共。
从蒋梦麟到李云章，这里说的都是社会的底层至多不过中下。眼界和意识多半就在自己的近旁，遇到事情，先在仇家宿敌里找原因，那都是些“外人”。在一个生计艰难、族群矛盾化解手段稀缺的社会，解决江湖恩怨，除去打和杀，还能指望什么别的方式吗。看来，生存状况和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械斗的原因就消除不了，即便在思想和行动管制严酷到类似戒严的时代，也会发生。
仅以福建为例，1973年，晋江发生封建械斗39起，死7人伤249人，涉及215个自然村；1982年，该县械斗18起，死11人伤192人；2001年，漳州诏安县两个村子，因滩涂围垦利益，近万人参与械斗，发生死伤后被武警制止。一般而言，中国南方，因外来求生者多，每有利益受损，首先怪在“客家人”身上，所以械斗事件比较多。北方并不是没发生过哦，笔者插队的地方，一次，为争一片河滩地上的白薯，两个村子全体动员，拿刀动杖准备厮杀。也是闻讯赶来了公安，才避免了悲剧发生。
“械斗”是个书面语，就是古书里的“结关”。后来各地叫法虽有不同，一说“打冤家”，就都知道了。天高皇帝远，村民心里的“冤家”都是些知根知底、近在咫尺的乡亲。不但发展不成旨在颠覆政权的农民起义，恰恰相反，最后都要依赖官府出面平息纷争。在这个意义上，文革的派性武斗也能归入“游民文化”之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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