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携唱红宣传队进京唯有贾庆林捧场，但凭借打黑唱红创造“重庆模式”他依然炙手可热，中国异议作家铁流认为，薄熙来“工于心计，长袖善舞”，利用群众不满，遥尊毛泽东换取政治声威，其实“唱红”是假，造势是真；“打黑”是戏，“认祖”是根。
在参与网6月16日发表的这篇题为《铁流：重庆的“唱红打黑”与周居正冤案》的文章中，中国异议作家铁流列举薄熙来在处理《红岩》原型周居正冤案和谭松“取保候审”中的消极态度，称薄熙来所谓唱红不过是捧着毛泽东的正统不放，对于毛泽东在反右中的错误照单“承继”，无意碰触。
铁流称，“唱红”是重新恢复人们对毛泽东信仰、热爱、追求，可以暂时把人们松散的意扭在一起，近似1966年前“文化大革命”的序幕；而“打黑”，是除暴安良解民于倒悬的“温汤”，可以平息一些民愤，抚慰一些民众对贪官的不满。
铁流认为，薄熙来送“温汤”和“安民愤”，抓住了时代的亮点，重新燃起了人们失去的希望，但它只能用于造势抡位，而不能治国安邦。谁要再想用“毛泽东思想”治国，天下必然大乱。
最后，铁流评价薄熙来“长袖善舞”，定会跻身十八大常委，然而他语带调侃地表示，希望薄熙来念及“父仇母恨”， 不要再“认贼作父，再演红色闹戏。”
附铁流原文：
我一直关注薄熙来书记导演的重庆“唱红打黑”一事，几年来未置一词，心里老是琢磨：他是改革派还是反革改派？是拥毛派还是反毛派？是民主派还是保皇派？总是一头雾水。
记得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正是会展经济勃勃兴起的岁月，全国不少省市都在各种名目繁多的“节庆”中活动。1992年沈阳市正在举办“第二届国际秧歌节”，为了给它扩大经济效益，“推展会”顾问、沈阳军区前政委刘振华主张把“中华国产精品第二届‘猴羊杯’展销会”落脚沈阳，与秧歌节同日开幕。这样，我以承办方身份在沈阳呆了近一周时间，同去的有中顾委员郭林祥、王诚汉上将和中国公关系协会主席和几位副主席，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由于阵营庞大，我在沈阳自然活跃。
紧挨着沈阳的是辽宁省第二大城市大连，此时也在举办“中国国际服装节”。这个服装节无论从定位、声势、影响，以及经济效益都远远大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沈阳。一次，我和沈阳市长武迪生闲聊说：武市长，沈阳怎么不搞一个有经济效益的活动，在我看来秧歌节出不了大戏，难以带动城市经济发展（武是1957年的右派，我们说话比较随便）。他说：大连地理形势比沈阳好，薄熙来虽然只是个大连代市长，可人家后台硬，父亲是中顾委主任委员，有中央支持，我和你一样历史上有硬伤，做起事情有很多难度。我道：薄熙来这个人真还有两下子，会想会干会抓问题，可能是个上升人物，？武沉思未语，似乎同意我的看法。
也叫一语言中吧？
薄熙来确有超人本事，小小大连市在他治理下不到几年功夫，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生活大幅度地提高，口碑十分不错。在离开沈阳回京前，我专程去大连做了一番考察，得出的结论五个字：前位于沈阳。
在短短的8年时间里，薄熙来竟然从代市长一职跃为市委副书记、市长，辽宁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市长，再省委常委、大连市委书记，再到辽宁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委副书记、省长。2004年上调北京，晋升为商务部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2007年跃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本应接替女强人吴仪副总理的班，主管全国经济。可不知为什么却远离帝京削到偏远的重庆出任市委委员、常委、书记？内部传说：吴不喜欢他，斥他张狂，如裸退不能让其接班。而此时团派势如中天，不希望他留在北京碍其手脚。为此薄熙来远离政治中心，要不在重庆默默度过一生，直到退离；要不大胆一搏，杀回帝都。他选择了后者。
要想重新回到北京政治中心，首先要有新招，不能让人们忘记自已，须出奇制胜。2007年后的中国官贪吏暴，矛盾重重，民怨日深，贵为天子的胡锦涛不兑现重新评毛诺言，掩盖历史，封杀言论，打击敢讲真话的知识分子，特别压制受冤受屈多年的右派老人。由于言论阻塞，渠道不通，极其腐败的吏治导致权钱交易，且成为时代轴心，于是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政治掮客和野心家，借此抓住失去利益的老干部、部份下岗工人、下层贫苦百姓，大势宣传毛泽东时代是中国“最公平、最合谐、最好的时代”。作为总书记的胡锦涛不但不去扼制，还帮助造势，把反对“改革开放”的话权拱手让给了毛派人物，甚而去韶山“朝圣”，主张向北韩和古巴学习。
“时势造英难”。聪明过人的薄熙来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时机，站在历史短暂的制高点，推出了“唱红打黑”的“重庆模式”，很快成为国内外重量级新闻人物。
“唱红”，是重新恢复人们对毛泽东信仰、热爱、追求，可以暂时把人们松散的意扭在一起，近似1966年前“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打黑”，是除暴安良解民于倒悬的“温汤”，可以平息一些民愤，抚慰一些民众对贪官的不满。
为了送“温汤”和“安民愤”，杀了“公检法”重臣文强。于是，薄熙来书记成了扭转中国危局的“明星人物”。人心向往，一遍颂声。用我们策划职业的话说：他抓住了时代的亮点，重新燃起了人们失去的希望。仅管这“亮点”、“希望”是虚幻的、渺茫的、短暂的，却有很大的操作空间。但它只能用于造势抡位，而不能治国安邦。谁要再想用“毛泽东思想”治国，天下必然大乱。
为什么？因为首先反对的不是一般平民百姓，而是那些在位的官员和有权有势的豪强，以及那些有车有房的富人，甚而包括工薪族的白领。因为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打土豪，分田地”和“均贫富”，其手段是“造反有理”的“阶级和阶级斗”。何况薄书记的父亲薄一波老人是毛泽东钦定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头目”，被批被斗关押秦城，其母自杀于火车上，他本人也历尽艰辛在狱中度过几年悲惨的岁月，他能去干吗？
受冤受屈的何止他一人一家，凡是今天在位的高干子弟谁没有失落的苦痛？他们绝不会同意回归到毛的路线！何况历史是事实写成的，不是权力编造的。毛泽东一生做的伤天害理，烂杀无辜的事情太多，早晚会大白于天下。
事有凑巧，重庆正在大力宣传“唱红打黑”的2008年夏天，当年曾被难友周居正救过的那位孩子的妈妈，给我来信说，“那1964年被毛泽东主政冤杀的红岩志士周居（正）是唱兵工的宣传对像”。我好不惊喜，立即给薄熙来书记去信，并把我写过的文章“《红岩》江姐绣红旗原型周居正，反右中被枪毙”。
真快，不足一周时间重庆政法委一位处长给我打来电话告知：“黄泽荣同志，你写给薄书记的信他收到了。他十分重视，作了重要批示。现我们政法委已组成专案小组，正在复查此事，希望你帮助我们尽快把事情搞清楚。”
我真的好激动，眼泪差点夺眶而出。在这之前我为“反右斗争”一事，我先后给胡锦涛总书记写了大约十封信，不但没到丁点回音，反成为重点监控对像，限制出境，住家小区大门长年有人守候。两情相较，我自然称诵薄熙来书记是“人民的好书记”！立即把在消息转告给周居正难友的遗孀曾昭英和他的儿女，还告诉了成渝两地同在415劳教筑路支队的难友们。
可是自此再无信音，周居正冤案还是周居正冤案，不过重庆的“唱红打黑”却越来越热闹走俏。杀文强，判李庄，换市树，立赤志……发展到今年已成为全国“模式”。近日“红歌”晋京亮相，四处联演，大有不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决不鸣锣收兵。我也渐次明白，既是“树碑立传”歌颂“伟人”的“唱红”，薄书记怎么会为毛泽东冤杀的“红岩志士”周居正“平反”昭雪？。
特别值得一说是“右二代”谭松的事。谭松，何许人也？他是原重庆共青团市委宣传部长谭显殷之子，谭显殷是川东地下党党员，1957年划为“右派份子”送重庆市长寿湖“监督劳动改造”。长寿湖是四川的“夹边沟”，也是一座别有洞天的“水上监狱”，用于关押“改造”重庆市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犯有“反党言行”的 “右派分子”，约一千余人，近半数是川东地下党的党员，皆是薄书记“唱红”活动中应唱的“红色战士”。
可是很不幸，在他们用生命扛起“地狱闸门”迎来红星红旗高高飘扬后，却因毛泽东新的“十六字”方针下达：“就地安置，改造使用，逐步淘汰，清洗出党”，多被批判斗争和关进监狱。“文化大革命”中毛夫人江青更有新指示“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逼使《红岩》作者罗广斌自杀。由于长期劳累饥饿，未到1978年“改正”，近百余人提前“摘帽”西去。所幸谭显殷不仅得到“改正”，“改正”后还升为中共重庆市宣传部副部长、文委主任、市人大常委，后光荣“离休”。
其子谭显殷（谭松）很有历史责任感，从2006年起自费六次去长湖寿采访那些当年在“水上监狱”呆过的苦难“右派”，照像写文忙得不可开交。不知为什么触动了重庆国安局的神经，视他为“颠复（覆）国家政权”的“谋反犯”，于2008年逮捕下狱，此时正是薄书记倡导“红歌”的伊始。好在经其父多方营救未获判刑，可至今仍是“取保候审”的嫌疑人。从以上这些事实不难看出，薄熙来到底唱的什么“红”？又打的什么“黑”？我为周居正难友寄希望于“唱红”，正应了民间俗话：“端着猪头找错了庙门”。
看来薄书记“唱红”是假，造势是真；“打黑”是戏，“认祖”是根。不然毛派分子何以把重庆称为“红色延安”、“革命井岗”？不然“乌有之乡”网站何以派出40多人的“代表团”去重庆“朝圣”慰问？且受到重庆警方的盛情接待。
由于薄书记工于心计，兼有长袖善舞的本领，跃升中共十八大常委已成定局，按其红色家庭背境和自身的超群才干，或许是常委中的“龙头老大”，值得可喜可贺！喜，再不是平庸无能之辈执掌乾坤；贺，中国又有了新希望。如果薄书记能正视历史，吸取教训，弃宗（毛宗）从民（民主），不忘父仇母恨，毅然掘尸去像，变一党专制为多党执政，再严法纪，惩墨吏，抑豪强，化解社会各种矛盾，中华笙歌，四海升平，指日可待。若步红唱红，尊毛去邓，争斗砍杀，血腥迭现。神州再次赤地千里，巢禽无树，啼饥号寒，哀鸿遍野，人相食，犬相吞。唉，80老叟的我有何惧之？大不了葬身红潮，化着一股青烟。我相信薄书记定会念及天下苍生，不会认贼作父，再演红色闹戏。政治，就是给人幸福，给人温暖，给人欢笑，给人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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