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联：
（横批）迈向小康 振兴中华
（上联）一甲子建国历程，有挫折，有成功，教训经验同吸取；
（下联）三十年改革开放，无限量，无止境，模仿创新共弘扬。
下一步怎么走？
邓小平于改革开放之初，有一句名言：“摸石子过河。”3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年生产总值已超越日本，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为提高，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我们海外华人对此感到欢欣鼓舞。但是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很多重大的问题：贪腐盛行，贫富悬殊，分配不公，很多民众没有或者少分享到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保障极不完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民生问题急需改善.所有这些问题，造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如何克服这些社会矛盾，化危机为转机，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换句话说，中国改革开放，已到新的十字路口，今后路子怎么走，何去何从？目前有三种主张：
一是回头派，或称倒退派，回归派。他们攻击邓小平领导的这场改革开放 ，是资改派，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所有上述这些问题和弊端，都是改革开放之罪等等，因此，他们认为，解决之道是回归改革开放前的情况；
二是停滞派。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不赞成倒退回头，但也反对继续深化改革，尤其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因为这会损害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对上述这些问题弊端，视之如不见，听之如不闻。
这两派尽管路线趋向不同，但是反对深化改革，却是一致的。他们视民主为洪水猛兽，一提政治体制改革，好像要大祸临头似的。从这点出发，这两派可和合称为保守派。
三是改革派。胡温的言行举止，是这派的代表。近两年来，胡锦涛曾在好些个场合，多次提到民主的重要性，他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去年8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依法工作会议上说：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改革，各方面的改革必须协调推进。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乃至整个现代化建设就不能成功。之前，8月22日，他在视察深圳改革30周年时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他警告：“停滞和倒退 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就当前中国大陆的情况来说，胡温的这些话，是金石良言。不但讲出了广大国内人民的心声，也讲出了我们这些关心母国前途命运的海外华人的殷切期盼。是典型的改革派代表。
既然“停滞和倒退 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所以中国政府和人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停滞和倒退，坚决继续深化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全面改革，以期实现民主宪政，中国才有光明前途，舍此别无他途。
建构新理论体系
总之，我们认为改革开放31年后的今天，已到达一个新的时期，如果要继续深化改革，使社会不断进步，民生均富，国家文明昌盛，极需要建构一套新的理论体系，以作为今后30年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胡锦涛所提新三民主义，加以逻辑引申补充，就足以担当此历史重任。
新三民主义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他是几年前提出的，广获国内外舆论好评。
不久前，习近平在中央党校的一次演讲中，把权为民所用，加以逻辑引申补充为：“权为民所赋，为民所用”。这补充极为重要。同样的，其它两句，也可逻辑引申和补充为“利为民所谋，为民所享。情为民所系，为民所欲。”这样，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全部内容应该是：
“权为民所赋，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为民所享；情为民所系，为民所欲。”
这是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从没有任何人提过的，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思想体系，因此，我们郑重建议，这新理论体系应该是今后30年或更长时间，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它有几个特点：
----它是导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是立基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
----它是邓小平理论的延续和发展；
----它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是一体两面，三个代表是对党的性质和功能的确认和要求，新三民主义是对整个国家政体的规定；
----这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政领导人，即邓小平以降包括胡赵、江朱、以及今天的胡温等的思想言论和实践经验总结,是这些领导人集体思想的结晶，因此，它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产品，是如假包换的国货；话虽这么说，但从字面上看，它又类似西方的民主政治理论。
不错，西方的政治理论思想及由此而建立的政治体制，有它的长处，也有它的短处，新三民主义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结合中国国情，对西方的这些有普世价值的理论，取长弃短，而成为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新的民主理论。这样西方民主的长处，中国也有，中国的长处，西方没有。邓小平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见《邓小平文选》282页），新三民主义理论体系如能建立并落实得好，就等于实现了邓小平的这一民主理想。
深化改革的蓝图
这新理论体系归纳起来只短短27个字，但演绎开来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的改革，可行性甚高。据此作为指导思想，制定计划，落实政策实践，就可达到深化政治改革，实现民主宪政的目标。
先谈“权为民所赋，为民所用”.这是新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最重要的一条。要实践这一条，必须从政权的产生、建立、运作等方面进行改革。眼下有几项任务：
胡锦涛在中共17大的报告中谈及政改，有一段话这么说：“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自那之后，坚持“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这三项原则，就经常出现在中国领导人的讲话里，或有关的文件里。我们认为，当前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可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因此共产党自身的民主化就显得特别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中共自身的民主化，一切民主改革都是空谈；
党政分开，避免权力过度集中。这是上世纪80 年代改革初期，邓小平曾提倡过的，但至今一直未能实现。这是为什么？应查究原因，予以解决，如果党政不分开，政治改革也不可能；
胡锦涛在中共17大的报告，又谈及如何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时说：“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所有这些，关键是实行民主选举；
依中国宪法，人大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为了切切实实代表人民，避免橡皮图章之讥，对它功能及各级人代选举方法要进行改革；
行政方面，目前在好些地方实行的乡镇选举是中国政治领域改革一项进步的标志，很可贵，应予重视，从中吸取经验，将这选举制度予以扩大提升，最低应提升至县市级，即县市长直选。将来县市长选举运作成熟，效果良好，再考虑提升至省级选举，当然，那是比较遥远将来的事，短期内应先搞县市级选举；
人大和县市长的选举，候选人主要由共产党推举.因此，每位候选人要想当选，要经过党内和党外两关，即先经过党内初选，再由人民投票选举，党推出的候选人不止一个，最少应两或三个以上，形成候选人之间进行良性竞争局面，然后由人民票选出最优的、最适合的人任职；
和西方的多党竞争，轮流执政不同，中国是多党合作制，除共产党外还有近十个民主党派，为了表现多党合作，避免花瓶党之讥，我认为应让这些民主党派有参与上述两项选举的机会,候选人的配额可考虑给百分之20或30，或者全国人大席位应该有适当的配额.这样使这些党派能发挥他们的功能，其优秀人才有从政机会，民主政治更趋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但不会减弱，反而会更稳妥；上述种种选举，一定要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三原则，才能真正反映人民意志，真正是人民当家做主。
民主一定伴随法治，没有法治的民主是假民主，没有民主的法制，是恶法。中国要实行民主法治，一定要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工，互相监督，互相协作，但要坚持司法独立。这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互相制衡大不相同。而经过民选的能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立法机构----如人大，根据新三民主义原则及新时期需要，对宪法及普通法律重新审核，作适当的修改或补充，落实执行，使实现真正法治。
其次，“利为民所谋，为民所享”。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大为提升，总体看，人民生活有所改善，但如问，改革开放谁得利最多？很明显是权贵阶层，而广大的工农劳苦大众，得益甚少，据统计，如按联合国所订标准，到去年为止，中国仍有一亿五千万人，处于贫穷线下。联合国的要求较高，如按中国自己的标准，也有好几千万人。而权贵阶层的财富，不少是以贪腐手段、权钱交易得来的，影响很坏，首先造成哪些少或者没有享受到改革开放成果的贫苦大众，产生仇官仇富的心理，社会矛盾尖锐；二，为逃避法律惩处，权贵们常把财富寄往国外，造成资金外流。资本家、企业家的财富，除缴税外，用于再生产，或扩大营业，对创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繁荣有良好作用，是福国利民的。权贵们的财富，有的潜逃国外，有的用于穷奢极侈的生活。有一位高官的儿子，以3200万澳元，在悉尼购买一间豪宅，又以500万澳元，拆掉旧的，改建新的。国际社会为之侧目，舆论哗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回头派以这事象为理由，认为是改革之罪，攻击改革派是资改派，主张回归改革开放前的状况。为了解决这问题，做到改革开放所得的成果，也为大多数工农群众所共享，我们主张消极方面应加强反贪防腐。记得几年前，曾有人倡议官员干部申报个人财产，可惜这个阳光法案在中共17届四中全会没被通过.这是反贪防腐极为重要的一步。它的目的是惩前毖后。惩前，是对那些非法得来的财富，依法惩处。毖后,是他们的财产，如果是合法得来的，就不怕申报显现，不怕由群众监督。今后如果非法突然增加，容易见光查出，这就有着阻吓的作用，贪污行贿会收敛些。
积极方面，应加大力度，搞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胡锦涛在中共17大的报告有一段话谈这问题。他说：“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要实现这些目标，一定要采取措施，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我们澳洲在这方面搞得很好，很完善。很多来自中国的移民，初到这里，惊叹说：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含义是社会上人人生活有保障，社会安和乐利。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人们说，澳洲的贫富差距不大，不是指个人拥有财产的绝对数字----那差距是很大的----，而是指人类对物质的三种需求：生存需要，发展需要，享受需要基本满足，就算是均富了。澳洲恰恰是做到了这点。其实，欧美等很多西方民主文明先进的发达国家，和澳洲极相似。之所以做到这点，主要是实行累进税的合理税收制度，即多收入，多纳税，由政府居间协调，“劫富济贫”，这才真正叫做共产。当然，如果要求发展中的中国，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像澳洲及其它发达国家这么完善优厚，是不可能的，不切实际的。但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像上引胡锦涛的报告所说“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应该是可以做得到的。
上段所说是物质生活方面。至于精神文化生活，也应该让民有所享。上世纪50年代，中国曾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口号，但如所周知，后来的事态发展，和这方针背道而驰，到了文革，变成“百花齐放一家放，百家争鸣独家鸣”，光是文艺领域，8亿人民（当年的人口统计），8套样板戏，演了8年以上，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贫乏，枯燥，单调，可想而知。总之，经过文革大浩劫，神州大陆，变成一片文化大沙漠.改革开放以来，局面已大为改观。不久前，中央一些领导人重提双百方针了，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进步,但实际上，距离这方针还远得很.如果真正要实现这方针，要做到两点，一是创造自由宽松的环境，让古今中外的优秀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作品等人类文化结晶，得以发扬传播，与中国人民共享；一是解放思想，放弃所谓的“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点我下文会有所论述），如果不这样，又是回到改革前的独尊马列，排斥其它，又是“百花齐放一家放，百家齐鸣独家鸣”.虽然程度不可能像文革时期那么极端，但仍然达不到思想解放。
再次，“情为民所系，为民所欲”。专制极权和民主政治的最大差别是，前者把做官当老爷，做官（或曰干部）目的是要管治或统治人民的，就有权利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就必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和群众对立，就必然情为私利所系，为私利所欲，就必然谋私误国。反之，民主政治的各级官员，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履行自己的职务，做好工作，一定要情为民所系，了解民之所欲，并面对实际，发现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了解的渠道有二：一是新闻媒介，二是政务运作过程中，直接与群众的联系。关于新闻媒介，西方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各类媒体都是社会公器，民众喉舌，它们传播新闻时事，反映社会问题，表达民众心声，监督政府施为等方面发挥很大作用。但中国情况不同，媒体几乎全是党的喉舌，舆论一律，而且多数报喜不报忧，执政者没法从媒体了解民之所欲，媒体也没法对政府起监督作用。
朱镕基于总理任内视察中央电视台时，曾题词：媒体应当成为“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见《炎黄春秋》2010年11期36页）。这真是掷地有声的金石良言，在此时此地的中国，可作为媒体改革的指导方针。我们殷切希望中国当局采取措施，订立律例，赋予媒体这四大功能，这对深化改革极有帮助。
要了解民之所欲，干部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至关重要。对此，胡锦涛于去年1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一段讲话很精要，他说：“要坚持深入实践、狠抓落实，紧密结合本地区本部门实际，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深入基层群众，加强调查研究，全面谋划本地区本部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和紧迫课题，制订符合实际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把党的17届5中全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和提出的工作要求变成本地区本部门的行动方案，密切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办好为人民服务的实事，团结带领人民群众为实现•12-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而不懈奋斗”。他这里专指落实“十二五”规划，其实，我认为紧密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民主政治应有的常态，不局限于一时一事，应贯穿于施政的整个过程，意义更大。
1月25日，温家宝走进国家信访局的画面出现在《新闻联播》中。在三分多钟的视频中，这位素有亲民名声的总理察看民众材料，与上访者座谈，向信访干部 致意。央视解说词称：“温家宝强调，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群众批评和监督政府，负责任地解决人民群众的困难和问题。只有善于倾听群众的呼声，勇于面对群众的批 评，政府工作才能更加符合人民的意愿。”
我认为，胡温这两段话，各级干部应牢记在心，当为座右铭，落实于行动上，这才能真正做到情为民所系，为民所欲。消极方面，可扫除官僚贪腐作风，积极方面，有助于建立民主廉能政治。
摆脱马列主义桎梏
要建立新三民主义为新理论体系，就一定要破旧立新，解放思想，最要紧的是破除马列主义的旧思想桎梏，和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
先谈破除马列主义的旧思想桎梏。实践是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马列主义自成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但最重要、最核心归纳起来只有两条：一是经济上铲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及伴随而来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二是社会政治方面，主张划分阶级，搞阶级斗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此外，由于马列的信徒们，把马克思神化，把他的理论奉为圣经，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于是乎在他们掌政的国家，于实行上两条外，再加上一条，即：在意识形态领域，独尊马列，排斥其它。这三条实践的结果如何？
由1917年苏联建立第一个马列式社会主义共产国家开始，至1975年印支三国变色止的近70年间，全世界有20多个国家，三分之一人口，实行马列式政治社会制度。尽管它们落实的程度深浅和方式多少有些不同,但上述三大特点，是一样的，是他们的共同点。当初，马列的信徒们曾宣称这种社会制度是最先进、最合理、最优越的，但后来的结果如何？如所周知，没有一个成功。他们的共同特征是：经济上，严重阻滞了生产力的发展，民众生活贫穷落后；政治上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阶层；社会上，由于强调阶级斗争，容不得异己，于是内斗不断，自我折腾；文化思想和精神生活贫乏单调。所有这些特点，和西方民主先进国家比较，更加突出。而且是马列主义落实得越彻底，这几项特点就越明显，所带给那个国家的灾难就越深重，中国的文革十年，和赤柬波尔布特统治的那几年，是人类社会史上最悲惨、最黑暗、最血腥、最残酷的时期,就是例证。
于是乎这集团大多数国家的人们觉醒了，他们强烈地要求革新求变，抛弃马列。改变的方式有震荡疗法和温和改革两种。震荡疗法又分和平和暴力两种;和平的震荡疗法一种是由上而下的变革，苏联是典型的例子。一种是先由下发起，导致上下配合，波兰是典型。暴力震荡疗法最明显例子是罗马尼亚，顽固派齐奥赛斯库坚拒改革，遭民众暴力推翻，他夫妇被送上断头台。
震荡疗法导致苏东波等许多国家变色，马列共产主义式微，共产集团瓦解，东西集团对立消除，第三次世界大战危机化解，世界和平曙光出现。世界上仅存的四个马列共产国家，也在发生变化，温和改革是其主要倾向。除北朝鲜外，其它三国或早或迟都进行改革开放。最早是中国，30年前，邓小平石破天惊地警告：不改革开放，中国只有死路一条。他的伟大历史功绩，是把中国从崩溃的边沿救出来，领导中国人民沿着无前例可循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摸石子过河地稳步前进，因而取得前面提及的辉煌成就。
现在回顾整个共产集团的变革过程，人们若问，震荡疗法好呢，还是温和改革好？我认为各有千秋，不能一概而论，要具体地看各国的国情。震荡疗法的国家，几乎都经过或多或少的阵痛，但过后都走上民主的光明大道。就中国的情况看，温和改革较好，较适合。因为如用震荡疗法，中国社会很难承受所引起的阵痛和副作用，消耗社会成本太大，付出代价太高。
想当初，改革开放正展开，碰到很大阻力，顽固保守派，及那些既得利益者，拼命反对，指责改革开放是姓资，不是姓社。于是掀起姓资姓社大争论。邓小平阻止了这场口水战，他说：不要争辩，端看实践。实践的结果，已如上述，利大于弊。但保守派说对了，改革开放不是姓（马列）社会主义，但也不是姓资（本主义），不姓马（列），也不姓西（方民主），而是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还是在过程中，政改还差得远，这种创新体制还极不完善。准确地说，改革一分，离开马列一分，改革两分，离开马列两分，越深入改革，离开马列越远。
此外，越南和中国相似，它的温和改革起步较中国迟些，但进度较中国快些，古巴刚近一两年来才起步。最顽固保守的是北朝鲜，实际上，它已成为马列共产孤儿。
看人家如何反省马列政制
现在，回头看看那些原马列共产国家领导人怎样评价马列共产社会主义制度的？
苏联变色后1991年9月中旬，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在克宫通过卫星电视，与美国10 大城市观众对话，有两段话这么说：
叶利钦：“我认为，共产主义在苏联国土上实验了70多年，证明是人民的一场悲剧，很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国家发生。共产主义是一个美丽的乌托邦。现在虽然还有些国家支持，但我想这些国家也会慢慢发现这个事实。”
戈尔巴乔夫：“从我们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斩钉截铁地说，共产主义的模式在苏联的实验是失败了；这对我国人民是一次重大的教训,对其它国家的人民也是一项启示。”（见拙著《华声集》219页）
邓小平曾经对波兰前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两家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式来的。看来苏联模式也不是很成功的。”（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 日，在《建设中国 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转引自《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42页）。
邓小平于同年在会见来访的埃塞俄比亚新领导人时，劝他们别急于搞社会主义。那当儿，苏东波还未变色，共产集团势力正处于登峰造极的境地，邓小平就有这样的眼光、胆识和勇气，讲这样的话，可见他多么明智。
高龄8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卡斯特罗，一向来被国际社会认为是共产国家头头中，相当顽固的一位。但现在他也改变了，觉悟了，认为马列共产主义在古巴再也行不通了。去年9 月，他应美国媒体访问，媒体问他：“古巴模式是否能推广到海外？”他说：“古巴模式连在这儿都再也行不通。”（“The Cuban model doesn’t even work for anymore.”）。（见2010年9月11日，《墨尔本日报》）.虽然，他的弟弟掌权以来，古巴以已进行一些改革,但他这句话，仍然有石破天惊，振聋发聩的作用。
综上所述，马列共产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都行不通，都不适合人类社会。
建立信心，振兴民族
但令我们费解的是在中国，不论居庙堂之上的党政领导人，还是处江湖之远的忧国忧民之士，还是紧抱马列主义不放。如有些领导人曾说，“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等等。对此，我们万万不敢苟同。因为：
1 ，中共已于15届的党代大会上，确立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这就够了，为什么还要提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地位？
2，毛泽东是最忠实的马列主义者，他把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最彻底的时候是文革，而带给民族的灾难最深重，这教训为什么不吸取？
3，任何一种主义的诞生，一定有他的时代背景，社会条件，和客观因素。马列主义诞生于西欧的德国和俄国，照理是最适合于这两个国家，可他们实行的结果，失败了，这主义也被弃之如敝屣，为什么不是他们故乡、又实行20多年后证明失败的中国，还要视之如珍宝，还要用为“指导思想”？用为“武装全党”？用为“教育人民”？
4，执政党采用一种主义治国，有如医生采用某种药方治病，而这种药方曾被吹嘘是可以包医百病的，但用后恰恰相反，小病医成大病，大病给医死了，这医生却硬说这药是万灵丹，扬言要继续用，这叫谁相信？医生用意何在？这道理是极极浅显的。
5,当前，回头派正起劲地鼓吹复辟马列主义制度，如果掌政者仍死抱马列不放，不就等于在理论上肯定回头是正确的？
敢不敢、能不能摆脱马列主义桎梏，还涉及建立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尊心问题。中共领导人一再宣示，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和诉求是振兴中华民族。很好。事实上，改革开放很多重大措施，是和马克思主义背道而驰的，因而才取得辉煌成果。这功劳应该记在邓小平、近几届领导人、及13亿人民账上才对，这样才有助于民族自信心的建立。但有人却违背事实，把这账记在马克思主义功劳簿上。
再举一个例。习近平说：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概括起来是“权为民所赋，为民所用”，这完全不符事实。马克思地下有知，一定大摇其头。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马克思这样说：“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毛泽东形象地说：“枪杆子里出政权”。所以正确地说，马克思主义的权力观是：“权为枪所赋”，或者：“权为暴力所赋”。
而“权为民所赋，为民所用”，这两句是胡锦涛和习近平说的，别说马克思从未说过，自中共建政60 年来，也没有任何一个党政领导人说过。尽管古今中外有别的思想家、政治家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但这两句话，在中国当前的特定历史时期，是解放思想，破茧而出的金石良言，是今后深化改革的指路明灯，是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难道作为堂堂正正的泱泱大国的国家正副主席，还不够资格讲这样合乎真理的话？！绝对够格。那么为什么要牵强附会地假借马克思的名说出呢？联系到上述一些明明是和马列主义相反而又富国利民的措施，也说成是马列主义的功劳，国际舆论说这是打左灯，向右拐。有的说，这是挂狗头，卖羊肉。之所以这样，有两个可能，一是旨在安抚保守派，使他们找不到借口，阻挠破坏改革；一是缺乏自信心。但我认为主要还是后者。说清楚些，这种打左灯向右拐的错误的妄自菲薄的做法，证明缺乏自信心，连这点民族自信心都没有，还谈什么振兴中华民族？所以我要寄语胡习两位，应鼓起信心勇气，实事求是地承认，这两句话是此时此地的中国 ,由你们说的，是你们并代表中共改革派的权力观。
我们主张摆脱马列主义桎梏，并不是像文革时期打倒某种思想那样，把它打翻在地，再踏上一脚。而是把它放进历史博物馆或图书馆，束之高阁，当为历史，让史学家及学者们去做学术研究。提及理论基础及指导思想时，则提邓小平理论和新三民主义就够了。这才能达到解放思想的目的。
正确评价三个毛泽东
对毛泽东的功过评价，由于立场不同，观点不同，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一种较中肯持平、且为多数人认同的说法是立国有功、建国无能、治国有罪。这样说就有三个毛泽东：正确的毛泽东、错误的毛泽东、有罪的毛泽东。所谓正确的毛泽东，是指他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许多思想理论、方针政策、政治施为---等等，是对的，是实事求是地从当年的实际出发，因势利导地夺取胜利。他的出发点的确为国为民，想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谋求出路。因此，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打倒专制独裁的蒋政权，建立新中国。这是他的功勋。这时期，他的“新民主主义论”及很多思想理论，迄今为止，仍有指导意义和历史价值，这笔可贵的精神财富应予继承和发扬。
错误的毛泽东。新中国刚建立，实际上是新民主主义政制刚开始。如果照刘少奇“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路线实行，中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但毛泽东反对，急急忙忙搞马列社会主义。这是路线错误。此其一；其次，政治人物那怕再伟大，也是人，不是万能的神。政治人物各有特长，有的善于破旧，有的善于立新，有的善于革命，有的善于建设，有的善于军事政治，有的善于金融经济。毛泽东于新中国成立几年后，领导建设，他根本外行，不切实际地提出超英赶美的目标口号，主张工业以钢为纲，农业以粮为纲等等一系列计划蓝图，实行结果和他的主观愿望相反，经济滑坡，民生困苦，生产力遭受严重阻滞，生态环境遭破坏，宝贵资源遭浪费，到后来，整个国民经济频临崩溃边缘。
有罪的毛泽东。他所搞的三件大事，反右、大跃进造成的三年人为自然大灾害、十年文革大浩劫。这都是在没有内忧，没有外患，政权在他严格管控下的和平时期，由他一手搞起来的。被杀死、害死和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家属受牵连迫害的更难以数计。光是大跃进的三年灾害，已饿死三千多万人。多数是农民。反右和文革受折磨、被杀害的，多数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包括刘少奇、彭德怀等。这些都是民族精英。日寇侵华的战争是所有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最惨烈的，中国人直接和间接死于这场战争的约两千多近三千万。
冤死于毛泽东手下的，比死于日寇的还多。所以说，毛泽东这三大罪行所带给中华民族灾难之深重，是空前绝后的。
毛错误和罪行的成因
造成毛泽东上述错误和罪行的成因有三：
被权力侵袭腐化。英国学者阿克顿勋爵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败。这句可流传千古的名言，是颠仆不易的真理。用于毛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他掌握到最高的绝对权力后，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于是腐化变质，再也不把国家的前途，人民的福祉挂在心上，心心念念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位和权威，不容许任何人超越他。因为这会损害他的“伟大、英明、正确”。于是以阶级斗争为名，打击别人，护住自己；
个人政治品质有问题。从很多资料看出他晚年刚愎自用，骄横霸道，独裁专断。这与第一点有关。因政治品质不好，才会被权力侵袭腐化，腐化后助长了品质恶劣，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恶性循环，为害极烈。立国之初，马寅初曾提出建议，要控制人口的增长，否则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不但不听，还斥责马寅初是马尔萨斯的徒子徒孙。马寅初被打入泠宫。大跃进正热火朝天，彭德怀上万言书劝阻，人民公社成立不久，农村出现饿死人现象，刘少奇对毛说：“饿死人，你我要上书的。”显亦有劝阻之意。结果如所周知，彭、刘劝阻无效，还被折磨至死。这类冤案不胜枚举。
马列主义社会制度本身不合理。林彪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开头的一段讲的非常好，他说：“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掷地有声的话对毛泽东的评价非常准确。大约在1957年 反右之后，毛扫除了一切阻力，开始实行上述马列主义三大方针。在经济上铲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及指令性计划经济。在城市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取缔私营工商业。之后，在农村搞合作化，继之搞人民公社。解放初土地改革分给农民的田地，全部收归公社。刘少奇所主张的三自一包，被当成资产阶级尾巴给砍掉；政治上的无产阶级专政变成领袖一人专政；社会上，他把阶级斗争发展至登峰造极的境地。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规定全国要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要突出政治，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就是当年的中心任务，于是乎出现了四人帮豺狼当道，红卫兵禽兽横行，举国上下斗到天昏地暗，神州大陆，漫天腥风，遍地血雨，到处阴森恐怖.文化方面，在毛号召破四旧，立四新的狂飙扫荡下，所有传统的、现代的优秀文化，几乎被摧毁殆尽，变成文化沙漠。
毛泽东这些施为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原理。是将马列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唉！惜哉！“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虚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假使毛泽东于1956年去世，或自动退休，让刘少奇去搞新民主主义，就不会搞马列主义那一套，毛就不会犯那么多的罪孽，中国人民就不会那么悲惨，他就是伟人一个。所以说，毛的罪行，马列极权制度应负一半责任。
在国际上，可以和毛泽东相比美的，是柬埔寨的波尔布特。波尔布特把马列主义，在柬埔寨落实得更为彻底.其所造成的祸害举世皆知，拙著《苦海情鸳》长篇小说有较具体描叙，这里不多谈。
总之，20世纪人类社会一项极重要经验教训是：谁实行马列主义制度，谁就贫穷落后，谁实行马列主义越彻底，所带给这个国家人民的灾难就越深重。
我们主张正确评价毛泽东目的在于“以古为镜，可知兴退”；在于警戒后人，避免悲剧重演；在于对社会制度的反思，避免走回头路；在于更有信心，深化改革；在于更好地团结一致向前看，走向光明的未来。
结论
理论是实践的总结，又用于指导实践。前面提及，胡锦涛的新三民主义 是中国党政领导人集体智慧的思想结晶，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实践经验总结。如果能先在中共党内取得一致共识，然后向全国宣扬，广获人民拥护，确立为今后新时期的理论基础与指导思想，并落实贯彻，就等于是深化改革，就会得到很多好处，中国局面将大为不同：
对30年来行之有效的福国利民的措施，予以坚持巩固 ，弘扬发展 ，并予以制度化。对文首提及的社会问题，设法解决，弊政贪腐不公等坚决扫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这名称的中间，可顺理成章地加民主两字，而成为“中国特色民主社会主义”，其特点是：政治民主，经济发展，民生均富，法治严明，人民自由，社会和谐，文化绚丽多彩，国家文明先进；
对外方面，能更好地与美国为首的民主国家搞好关系，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而贡献力量；
两岸和平统一才有可能。上面提及，这新三民主义是导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甚至可以说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现代大陆版。台湾政要关中在一次演讲中，公开宣称：“（新三民主义）非常欢迎，重视人民绝不是坏事，如果能做到，中共的前途不得了。”（见台湾中央社2010年12月5日新闻快报）。这样，在政治理念上，两岸趋于一致，才有可能于时机成熟时，协商统一，那时，民族振兴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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