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6月16日发表题为《“媒介素养”体现执政水平》的评论称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而17日《环球时报》却罕见地在发表题为《妖魔化城管群体是不公正的》社评指责舆论将城管“妖魔化”，并指出否定这个群体既不公平也不理性的。中共北京市委官方媒体《北京日报》17日也发表题为《媒体不该偏好负面情绪表达》的文章指责某些媒体放弃客观理性，采用“情绪表达”，放大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是在放弃媒体责任，更是在破坏社会信心。
由新华社主办的《新华每日电讯》6月20日在第三版发表题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评论员文章，不点名的批评《环球时报》和《北京日报》的论点，并指责“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
文章先是以人民日报评论中的观点作为准绳，维护党报论点：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媒体事件时代，公众对社会和政府的关切，大多以媒介为平台，一个“治理媒介化”的时代已经到来；舆情不是“敌情”，相反，媒体是社会的预警器，它对热点事件、敏感问题的反映和关注，从长远来说，对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推动社会进步利莫大焉。
批《环球时报》
接下来，文章批评指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仍有一些人和个别组织对媒体监督心存芥蒂，甚至或多或少带有几分敌视情绪，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其实，理性看待媒体监督，对于准确全面地体察民情、做出科学合理的决策大有裨益。
文章批评了6月17日《环球时报》社评文章联系14日重庆解放碑女小贩摔伤事件，认为社评文章据此指责媒体在城管话题上严重失衡、媒体报道存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倾向是对媒体监督的“污名化解读”，无论如何都难以自证其说。
因为，每个人的形象，都是在日常的言行之中累积而成的；每个群体的形象，也正是由无数个体塑就的。如果说有谁在“妖魔化”城管群体的形象，答案可能正是城管自己，因为城管粗暴执法的确时有所闻。譬如解放碑小贩摔伤事件，虽然调查认为整个过程中城管人员无殴打、推搡行为，但在小贩杜某摔倒的同时，城管人员离开了现场而未能给予及时救助。不要说小贩摔倒与城管执法行动有关联，即使是路过的行人，看到有人摔得鲜血直流，也应施以援手，但城管们恰恰选择了离开。这显然与“人本、规范、文明的执法理念”相违背，也正因如此，重庆渝中区市政部门免去了带队城管干部的队长职务，其他随队人员也被停职检查。
而形象是自己挣的。比如，合肥城管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开通微博，除了第一时间受理网友投诉之外，还及时发布城管系统的重点工作动态，宣传城市管理的相关知识，发布讨论话题等。
这一“亲民”活动受到市民热捧，开通仅半个月，粉丝已飙升至4万余人。
批《北京日报》
文章接着指出，上周还有一种舆论认为，媒体过于偏好“负面情绪表达”，习惯于将一些负面情绪和畸形价值观层层放大，以此制造传播效果。这里是在不点名批评《北京日报》文章。
文章认为，我们不否认，部分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为了传播效果的需要，的确存在“标题党”横行等乱象；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多数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关联的大都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真实声音，它们听上去可能不像正面报道那样欢乐祥和，但往往也是真实反映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
文章指出，记录这些真实的民情表达，避免让它们成为“沉没的声音”，这是一个有良知、有道义感和责任心的媒体积极参与社会建设的方式。如果安于表面的平静与和谐，忌讳甚至过分压制这些表达，不为这些所谓的“负面情绪”表达适当留一些出气口，或许这才是为矛盾冲突埋下隐患。等到“沉没的声音”经过长时间的累积突破极限爆出“水面”，补救起来事倍功半。近期的一些群体性事件，其实不乏教训。
文章进一步分析，当然，随着传播手段的革新，尤其是微博、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的出现，媒体传播效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所拓展，如果媒体不能客观、审慎地对新闻事实加以报道，其后果可能也将非常恶劣。比如，前一段关于“黄瓜抹避孕药，吃了将绝育”和“西瓜因使用膨大剂而爆炸”“膨大剂会致癌”的报道，就因为不够科学和严谨而对相关产业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于类似的情况，我们也要更加谨慎。
文章最后总结认为，无数的实践都表明，创造条件让媒体监督发挥应有的作用，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当然，让更多人理性认识媒体监督的前提，是媒体能够提供更加客观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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