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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的是,众人皆无能为力:中国将走向二次衰退,也就是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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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茜/愈来愈多的经济学家相信,中国将走向二次衰退;最快时间点二○一二年,也就是明年。

经由二○○九年,中国祭出刺激方案,全球央行一致降息……,总计两年半的奋战,我们不但尚未走出死阴的经济衰退幽谷;而且,一切迹象显示,正有一股每人皆已意识的拉力,将全球拖向不可避免的二次大衰退。

可悲的是,众人皆无能为力。

让我们先复习一堂经济史的课程,什么是二次衰退?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华尔街大崩盘,美国失业率高达二五%,德国四四%。一九三三年美国总统小罗斯福上台,当时的他已罹患小儿麻痹症,年方四十九岁;却得挽救一场人类史上最可怕的经济危机。就职当天,他一拐一拐地自己走上舞台,不要旁人扶持。小罗斯福历史性地发表「新政」措施的演讲,透过刚发明的收音机,肢体残废的总统,以不屈不挠的声音,鼓舞精神上已然真正残废瘫痪的美国社会。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七年,小罗斯福第一任四年新政期间,失业率自二五%降至一四%,GDP增长超过九%。小罗斯福的声望在连任时达到高峰;但共和党为了抢回政权,发表大选政纲:「美国财政正处于危急之秋」;民主党内也出现路线分歧。天真的国会以为美国已度过大萧条,该把市场还给自由经济;于是自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美国国会一连串否决了罗斯福的新政策。

他们一致认定美国国债及财政支出已攀登天文数字,美国必须紧缩财政并降低预算赤字。除了联准会三度调高存准率收紧银根外,国会还发疯地开征社会保险税……。一连串错误的措施使美国失业率不到半年内再激增回一九%,华尔街一九三七年底二度大崩盘,一九三八年全球一切增长率先停滞,再全面崩滑。

造成当年二次衰退的理由主因美国的民粹政治。虽然前四年的新政已使失业率大降,但仍有九百万美国人流浪街头,他们搭帐棚,领救济金,四年来天天拿着一只盆子排队领食物;九百万人过着形同乞丐的日子。这种情景使美国人丧失,也动摇了他们对「新政」的信心。

于是正统的自由经济理论又冒出头来,「平衡预算」成了华府如雷贯耳的口号。英国著名的经济泰斗凯恩斯在当时已意识世界将重回危险之路,一九三六年他出版《一般理论》之经典书籍后,他的名字已被华府盖上了「激进分子」的印章。凯恩斯一生只和罗斯福见了一次面,两人不欢而散。小罗斯福评价他「不过是个数学家」,凯恩斯则讥评罗斯福事实上不懂经济。但凯恩斯不忍心眼睁睁看着世界就这么犯错再崩垮,他把重点放在哈佛大学,游说一批每周从波士顿至华府参与决策的学者。

可惜华府的态度始终勉强且不情愿,当一九三七年复苏慢慢上了轨道时,美国集体民意开始回到自己的成见。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美国国会为迎合大众意见,开始大删预算,紧缩货币;果然年尾「平衡预算」做到了。但不幸地,随之而来年底华尔街即大崩盘。新的萧条现象如鬼魅般重现舞台,美国的民粹与民主机制,不只毁掉了好不容易复苏的经济,也间接促使大西洋彼岸的希特勒从侵占维也纳后,一九三八年入侵波兰,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

一九三七年的二次衰退,教导我们一堂宝贵的功课。如果民主体制的前提是把国家的政策大权交给大众,而多数公民并没有兴趣或能力理解深奥且长远的经济理论;民主的品质与选举的出现,往往是解决大萧条的魔咒。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若非是美国选举年,华府政客不会发疯地转向迎合「削减赤字」的民粹意见。

无论我们如何笃信民主仍是人类至今最好的治理机制,但我们必须理性且痛苦地承认,当经济治理碰上了选举,努力往往会功亏一篑。

现今正在欧洲上演的希腊债务危机,可能正是另一个「复制的一九三七」。

爱琴海竖立着许多洁白且巨大的石柱,它们是西元前五世纪的遗迹了。雅典的元老院曾被称之西方民主的摇篮祖国,但如今它只代表着疲惫、慵懒、木然与毫不负责任的债台高筑发源地。当年风尘仆仆行路奔波的历史哲学家,如今不见踪影。就在欧盟决定短期纾困希腊到期债务一二○亿欧元时,法国《世界报》的头条这么写着:「希腊人民不愿更节约,他们仍坚持每日九时上班,下午二时下班。」

欧盟已有数个国家包括丹麦、芬兰……,表白不纾困希腊等国;德法两大国最新民调也显示近七○%德国民众反对纾困希腊,法国稍低约四○%。但只要稍具理性的人,仔细阅读希腊国债违约后果,即知这种民粹反感导引的方向,将是多么可怕的灾难。希腊国债国内仅持有其债券三分之一;希腊银行势必崩溃之外,其他三分之二国债其实早飘出地中海,分散法德美三国。

根据IMF最新数字,德法银行共持有希腊国债五五%,比希腊本国银行数额还大。德国三三九亿美元,法国五六七亿美元,美国也分承了四一○亿美元。法国三家大银行,可能因此受牵连而破产,它们分别是法国最大的银行巴黎银行、兴业银行与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希腊债务共一千一百亿欧元,总数与破产的美国加州差不多,但德国总理面对的是正如一九三七年美国政客的困境,德国总理梅克尔深知不纾困希腊,全球将再度陷入二度衰退,且传染性可怕而惊人。但她的执政党已一连串输掉了好几场地方选举,当七○%的德国民众皆反对纾困希腊,她若依专业一次拨款解决希腊危机,她可能立即面临倒阁危机。

在长远稳定的欧元经济与政权倒台危机两个选项,梅克尔当然选择保住政权,于是只好每次拖至最后关头,希债快违约了,才点头,一次挤一点;一次再挤一点。于是处理危机的成本愈来愈扩大,全球的风险也愈来愈升高。二○○八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忍不住上电视破口大骂,「欧洲官员对希腊危机的反应真是蔚为奇观」;美国联准会前理事长葛林斯班也断言希腊必定违约,而且将拖垮美国经济,陷入二次衰退。

一切能避免吗?我只能预言德国总理或法国总统,面对排山倒海反纾困的民意声浪,愈靠近选举,决策的专业会愈少。

不幸的是,二○一二年,世界正有一连串的选举排队等着我们,而且可能一一闯祸。二○一二年四月法国将举行第一轮总统大选,萨科奇目前受极右势力夹攻,民调严重落后。他有什么理由悲天悯人,不为自己而为欧元区着想呢?

二○一二年十月及十一月还有两个世界超级大国接续选举,一是十一月美国总统大选,一是十月中国式间接选举,习近平要接班,中国得选出新的政治局常委。两者皆可能导引领袖们,在世界的困顿与自己的权位中挣扎做决策。尤其二○一二年德国政局若有什么差错,梅克尔提前解散国会进行大选,我们只能唱着〈Prayer〉的祈祷文,祝福贫困受苦的全球经济了。

欧债陷入复杂纠结的政治经济危机,最大的困境及风险年,都在二○一二。

地中海,如昔平静无波浪,千年蔚蓝又永恒。但那里正有一股看不见的风暴成形;当它席卷世界时,它的威力将超越宫城大海啸,世间无人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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