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1年至今，中国共产党已经建党90年。90年间，中国大地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团体成为目前全世界都要认真倾听认真关注的大党。90年间的前28年，中共几遭清剿，在几乎损失殆尽的情况下，奇迹般的浴火重生，从被称为“土匪”到执掌天下，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在其执政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共经历了急剧的意识形态变化，也始终面临着复杂而艰巨的内外挑战，曾经摇摇摆摆，曾经进进退退。但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阵营“土崩瓦解”，各国共产党“销声匿迹”之时，中共仍然靠自身的力量不但使中国成为近3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而且将中国带入国际大家庭，与各种文化、体制的国家和平共处。中共曾经自豪地标示自己“伟大、光荣、正确”，但亦有舆论对此表示不然。
文化的差异、体制的差异、意识形态的差异、认识程度的差异，让人们对中共这90年中发生的一切，可以有也确实有千差万别的解读。所以，特邀各方人士共论中共90年。其实，能不能给出一个结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共的所作所为是否给人以希望。
应该说，中共的90年期间不乏偏差错误，今日之中国社会也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国力民力毕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这些取得的成绩及中共敢于改正错误的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正是基于这种希望，我们愿意再看中共10年。《离骚》中的那句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曾经是早年中共的志向，时至今日，但愿中共仍能保持和发扬这一志向。
近30年经济成就得左中右认可
1921—1949—1978—2011，经由这些时间节点的，清晰呈现了这90年来的历史脉络。不论是以“小米加步枪”打败国民党800万军队取得政权，还是新中国成立之初，迅速恢复国民经济；不论是仅用7年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还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经济腾飞；不论是战胜重大自然灾害和国际金融危机，还是办好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都可以看到中国的变化。用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的话说，90年来，由中国共产党带领的中国，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经历了许多挫折和曲折，但总体看，还是走出了一条适应国家社会发展需要，能够使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政治道路。
总体来说，中共执政以来，特别是后30年所取得的成绩是得到各界普遍认可的。即便是近来由于要求重新审读毛泽东而引起轩然大波的话题人物茅于轼，也向表示，改革开放，中共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令中国从一个贫困国家成为中等收入的国家，脱贫了几亿人。台湾前立法委员政论家林钰祥也认为，大陆改革开放后，有了大幅的进步，特别在经济方面出现了腾飞。胡锦涛在几届领导人所打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外“和平崛起”，对内“和谐社会”，这是了不起的作为。
香港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则向表示，中共在这90年里，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在毛泽东时期，搞个人崇拜，全党集权在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身上。而现在，中共虽然还是一个一党专政下的威权政治体，但好歹是集体领导。而且，现在中共的官僚们在思考方式上也有所改善。以前是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现在看来更多的是围绕实务开展。也就是说，以前中共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来实现党的领导，而现在相对来讲更重视客观规律。
这些改变都让中共的生命力有所加强，所以暂时还能维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站在党与党的角度来说，何俊仁表示，基于2012年香港政改方案，中央政府与民主党进行了接触沟通，是否将是趋势，不好说。之前也曾有人认为他太天真，认为那是不可能的，但他认为，成功与否尽在领导人的一念之间。虽然中共是宁左勿右的，收紧是最安全的，但当中央面对这种压力，就可能会做出一种妥协。如果是以相互尊重为基础的，何俊仁表示，还是愿意和中共有所接触的。当然，对于中共这90年，亦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六四”后逃亡在美国的民运人士王军涛就是代表之一，他向表示，在他看来，中共让中国错失了两次加入主流人类文明的机会。第一次是中共夺取政权的时候。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理念赢得了全国各界的支持，但掌握政权后，却把自由民主体制给扼杀了；第二次是邓小平上位时，提出建立民主跟法治制度，但1989年的民主运动却遭到镇压。中国就是这样彻底变成了一个集权国家。
中共具有自我纠错意识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一方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另一方面也确实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执政的前30年，最受诟病的就是文化大革命。文革，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房宁也指出，文革的“大民主”的确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灾难。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将当年的错误算在毛泽东身上，进而否定共产党的成绩。如茅于轼，他就指出，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衡量其功过，最重要的标准是，对民众的生命权的保护，其余的方面都是次要的。据其自己统计，1949年到1979年期间，由于中共政策错误死了大约5,000万人。
但观察人士认为，像茅于轼这样就方向性的错误归结在一个人的身上，这不符合实际，也无益于经验教训的总结。毛泽东犯错误有他主观的因素，有他个人的责任。但更重要的，是要分析犯错误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可否认，当时，党对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还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深入的科学研究，所以只能在实践中逐步摸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既然是摸索，就可能发生某些失误。例如阶级斗争扩大化，其失误原因，有理论准备不足而造成的失误，也有受国际环境影响的因素，也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而且，面对历史的复杂性，应该用辩证的眼光看待历史。邓小平也曾说：“我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90年的党史确实证明，中共对错误是有强大的纠错能力的。1927年，“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注意错误；1935年，“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军事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1942年，“延安整风”使全党从思想上结束了左倾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党的八大以来“左”的错误，并提出当时切实可行的“八字方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文革”以来的混乱，开辟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新格局。90年，不论形势多么危机，不论斗争多么残酷，中共一次次拨乱反正，转危为安。
这段历程验证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实事求是”不是一个抽象空洞的哲学命题。虽然经历了挫折、付出了代价，也造成了失误，但也同样需要看到纠正错误的勇气。当然，也必须看到，往往中共的“纠错”，都来自于外在压力，不重视就会灭亡。如，“文革”后期也是碰得头破血流，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才正视错误，总结经验。也就是说，中共虽然会承认错误，也勇于去纠正，但往往不会在错误开始的时候，而是在难以挽回的时候，但那时已经丧失了修正的最佳时机。
解决社会矛盾将是治国关键
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世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对它的赞誉、惊叹固然不胜枚举，对它的怀疑、担忧也时有耳闻。有人提出，在中国经济体制发生根本变化，社会取得了巨大变革后，由于存在猖獗的官员腐败现象，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导致社会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令中共在保持社会稳定、推行政治领域改革等方面还面临很多挑战。何俊仁指出，现在中共的管理方式是，一方面靠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另一方面对宣传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环境下，很多问题是无法从表面看出来的，而不同的声音又被强权压制。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贪腐、贫富差距拉大等社会问题的出现。在王军涛看来，不论是邓小平还是胡锦涛，都并不想在中国建立一个全面发展的民主社会。他们以为，集中精力去搞经济，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后，政治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就自然而然地解决了，但实际上，这种做法解决不了当下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矛盾。此外，林钰祥也指出，大陆目前的情况和当年台湾当年一样。经济越好，民众对自由的要求变得更高。大陆屡屡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是压力。
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阶段，也正处于发展的黄金期与社会矛盾的凸显期。在这个时期，各种内部矛盾伴随着因社会快速发展而出现的社会不平衡大量产生、发生。那么，如何解决？在接受采访的诸位党派人士、专家学者，无论左右，都提出，要保持社会的调节能力，只有建立完善的民主制度，中共未来最大的考验，即是如何面对“民主”。
何俊仁认为，中共要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引进正确的政治改革，在他看来，这种改革要分三步，首先是实现法治、人权、自由，然后就是实现宪政，最后达到民主的要求。而这期间中共要做的就是保证权力的下放，限制公权力，进一步保障人民的自由。到了现在，中共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为国家为人民好，就需要建立民主制度，这种制度也有利于提高中共的竞争力和生命力。如果不改革，整个共产党、整个中国和中国人民都将会是受害者。与他持有类似观点的是林钰祥，他认为，大陆需要渐进式民。其实，大陆现在有个优势，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人大这样的一个民主机构，也就是说，实现民主的组织架构是有的，那么，中共剩下所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制度下进行修正。
林钰祥还进一步指出，明年即将迎来十八大，即将可能接替胡锦涛、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习近平，未来所面对的社会改革和政治民主化的压力会更大。在这方面，王军涛很看好习近平。王军涛认为，习近平在80年代就接受了民主、自由等思想熏陶，在中国社会局势恶化的现状下，他有可能领导中共做出一个创造性的转变。而且时势造英雄，如果在习近平当政的时候中国出现民主政治风潮，那么习近平就很有可能迫于民间的压力，一步步走向（民主）改革的道路。
对此，房宁赞成，处理好新时期的社会矛盾是治国理政的关键问题，这也是未来十年的工作重点。
但解决这些问题，并不是学西方走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就能处理的。房宁指出，西方国家的竞选轮流执政，从表面上看，体现了人民选择的民主制度，而实际上，并没有改变国家政权是由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大资本集团控制的实质。也就是说，依然是私人资本控制着公共权力。而且，多党竞争势必要“切割”选民，将选民的利益分歧公开化、对立化，这将更加扩大社会分歧的倾向，更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事实上，任何国家和社会，在新的发展阶段都必然会产生新的问题与矛盾。所以，在看待今天中国所存在的问题的时候，也需要首先搞清楚这些问题的源头是什么。可以看到，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快速发展中，社会关系发生变动而新的社会规范形成相对滞后，造成了在社会生活中许多权利义务的界限不清、规则不明，加之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长，这就很容易转化为矛盾和冲突。所以，近年来，大量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在中国时有发生。房宁指出，大量群体性、突发性事件都发生在基层，在这方面，胡锦涛已经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其中就提到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十分重要。人民群众在实施基层自治实践中，也在学习如何处理权利、义务和责任的关系，这有利于防范和化解矛盾，有利于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初始阶段。
虽然中国国内虽然仍面对许多政治和其它问题尚待解决，但中国的崛起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不过，也有人提出，“中国的经济确实高速发展，但单纯的经济崛起，还难以称得上是真正的、全面的崛起”，也有人说，“一个国家外部的崛起，是它内部力量的外延，内部制度还没有健全的情况下，即使成为大国，也不是可以延续的”。
其实，可是将这些质疑声归结为“中国的崛起不等同于中共的崛起”。北京观察人士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是中共崛起的先决条件，但这还远远不够。除此之外，还需要看共产党带领中国走的这条社会主义路线是否能取得成功，当“中国模式”可以部分被他国所借鉴时，或者那才能证明是中共的崛起，而这还要求共产党人不仅需找到理论，更要找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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