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唱山歌给党听”

家乡有人在庆贺90整寿了。

时光流逝得真的很快。我想到的是她年方半百的时候，我未及20，整天在房山远郊的一家砖瓦厂搬砖，累得臭要死。幸而有平均每天2斤以上的“定量”撑着，苟延残喘地挺在岗位上。不死之余，挺不甘心那单调沉闷的壮工生活的。(嘿，刚才敲“壮工”一语时，谷歌拼音没有显示这个现成的词语。看来这个词已被现代社会遗忘了，有没有搞错?)现在看来，那种不甘寂寞的青春冲动，也许与“芙蓉姐姐”有得一比。

可是我和我的穷哥们儿们没有“芙蓉姐姐”那么幸运。那时没有网络，没有宽松的环境。样板戏就那么几个，歌曲也不多。仍然，我动了脑筋的：怎样在万马齐喑的大环境下，发挥一下自我，展示一下自我?思忖再三，结论是在报纸上发表些诗歌或文章，当是力所能及之事。我从小就喜欢顺口溜之类的东西，所以短小(相对省力)的诗歌是首选。快到“7-1”了，写的东西的主题是明摆着的，连文风都是明摆着的—我只需组织一下，把韵脚摆好就是。

那年6 月，我咬了咬牙，从紧巴巴的生活费里挤了些资金，买了些“革命诗歌选”做参考。看到那些已变成铅字的样板，我心里有了底，yes, I can do that, too. 一首“砖瓦工人的歌”寄出(一稿多投，希望提高成功的几率，而同时被多于1家选中的机会可以认为是0)之后，我怀着忐忑的心情等待着。就像狠了心把情书送到暗恋了许多时的梦中情人手中那样，等待他人的裁决。说真的，那滋味不好受。

终于，在6月底，我在下班后接到了北京工人报文艺版的回复，信中附有一个校样：我的拙作(“砖瓦工人的歌”)与钢铁工人的歌，煤矿工人的歌，等等，与编辑大人(记得他的笔名叫“繁星”)的诗歌创作，挤在同一个大大的版面之上，好爽啊。

我写了些什么?就在那个年代，我都清楚地知道那里有太多违心的成份。可是，一点都不昧良心，还想见报?想见报就不能怕昧良心，您自己看着办吧。我现在只还记得一个开头：

迎着六月的骄阳，

踏进炽热的窑腔，

我为世界革命来烧砖，

激情满胸膛。。。。。。

时光荏苒，50壮年，步入9旬暮年。我，teenager一个，也一门心思考虑退休后如何颐养天年的后事啦。

数天前，与在京的姐姐通话。她说她们“XXX中老年业余舞蹈团”又有了新的政治任务：跳些红舞，配合7-1。红舞所配的歌叫“再唱山歌给党听”。她说，跳跳舞，主要目的是健身，同时达到消闲、社交的多重目的。至于舞是红的还是黑的，歌是唱给谁听的，她们都不是特别介意。

这年头，我若再写“印支三国风云涌，环球反美浪潮狂”之类的诗句，当然只能被人视为白痴。而芙蓉姐姐穿上军装，像“红歌王”好弟那样，摆出战斗的姿态，大家也都明白他们是在哗众取宠。我当年耍点儿小聪明，在极左当头的报纸上凑一份子，与现在的他们，也许略有有相通之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