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病情发展得这样快，弄得毛泽东有些措手不及。在此之前，尽管毛已经开始在考虑换马，起用邓小平来顶替周的角色，但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抓瞎。多年来，毛虽然独揽大权，却只是个甩手掌柜，内政外交上的日常事务一直是依靠周恩来掌管处理。现在周这个大管家病倒了，而邓小平又一时接不上手，这样一来，整个国家的运转就发生了问题，许多事情压了下来，没有人处理。为此，毛决定周住院治病的问题要服从大局，至少要等接待完即将来访的几起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后再说。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医疗组心急如火，从医学专家的角度，一再向中央反映周氏膀胱内肿瘤加速增大恶化的情况，出血不断且量多，如果仍外出活动，确实有危险，很容易因贫血摔倒，心脏出现问题，因此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不是没人理睬，就是给碰了回来，以至于周恩来住院开刀的日期一直定不下来，一拖再拖。
需要一提的是，大陆发表的有关知情人回忆周恩来治疗膀胱癌经过的文章大都把延误治疗的责任推给“四人帮”，说这是杀人不见血，有意对周进行“迫害”。可惜，这只说出了其一，没有道出事情的全部情况。实际上，在周氏治病的问题上，江青一干人并无决定权，更无法一手遮天。政治局主管周恩来治疗工作的，除了王洪文、张春桥外，还有叶剑英、汪东兴。而且这四个人也不过是个传声筒，大小事情必须听命于毛泽东。可以说如果要追究责任的话，毛才是整个事情的幕后主使。
本书前面已经谈过，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周恩来被查出患有膀胱癌后，毛泽东便一直通过汪东兴在幕后遥控指挥，从一开始就对周恩来的治病原则定下了调子，下令要 “保密”和“不开刀”。医疗组对此很不理解，提出周的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时进行手术，治愈率很高，而一旦错过了治疗时机，后果是严重的。然而，奉旨行事的汪东兴却以“这是主席指示”压人，称：主席是考虑全局的，这样决定是保总理的，并要医疗组“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
这样整整拖延了九个月，直到一九七三年二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加重，在一天清晨小解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把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染红了。这样一来，已经无法再瞒下去了，才由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三人找周氏夫妇谈话，告以实情。
即便在这时，汪东兴仍根据毛泽东所定的调子，阻止医疗组对周恩来作进一步的检查治疗。当医疗组的专家向上反映周的病情已经很严重，容不得再拖下去了时，汪不以为意，又把毛搬出来压医疗组，喝斥说：“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么！”
在这种情况下，医疗组仍然没有放弃努力，通过各种渠道吁请中央批准他们对周恩来病情的诊疗报告，负责周警卫工作的杨德中甚至还带着装有血尿的瓶子去找汪东兴，让上面“眼见为实”，请求中央尽早批准他住院施行手术，但汪东兴仍然不予理睬。
后来还是叶剑英利用陪见外宾的机会，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了周恩来的病情，毛这才批准治疗，但仍通过汪东兴对治疗划框框，命令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烧。但是，医疗组的专家们暗中抗命，在检查中还是悄悄地给周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不过早已错过时机，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经过这样的一再延误，周恩来体内的癌瘤发展很快，一九七四年五月上旬，在尿病理检查中又发现了“膀胱乳头状癌组织块”。这进一步证实了癌细胞已经开始在体内扩散转移。周恩来医疗组对此焦急万分，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这样拖延下去了。五月九日，医疗组组长、着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带领医疗组向中央负责周恩来医疗工作的领导人当面陈情，说明情况的严重，敦促中央下决心批准周及早住院动手术。
这一回轮到张春桥代表中央表态。他继续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驳回了医疗组的请求，表示：“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就连一向站在周恩来一边的叶剑英也不得不按同样的口径，婉转地对医疗组做说服工作，称张春桥所说的“是中央的意见，积极的意见，切除的办法，暂时放一下，不考虑。”不仅如此，张春桥甚至还企图隐瞒病情真相，提出要修改病理报告上的结论，被医疗组顶了回去。不过，在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组却胳膊扭不过大腿，周恩来的住院动手术的日期始终决定不下来，一推再推。
对于自己病情发展得如此之快，周恩来当然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他虽然在表面上神色不动，但是心里却非常着急，想尽快动手术切除体内的癌瘤，甚至考虑摘除整个器官，因为即便如此，也还仍有活下去的希望。为此，邓颖超曾专门调看了“人工肾”这类的科教片。在得知自己丈夫的病情急剧发展后，她更是急得不行，天天了解尿样化验的结果，督促医疗组采取措施。
然而令人可悲的是，周恩来在治病的问题上，却无法像普通人一样为自己作主，一切要听由毛泽东的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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