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 文化 国民性的关系

关于制度·文化·国民性三者的关系，人们一直议论不休，似乎莫衷一是，但往往有把文化当作替罪羊的趋向。现在我简单地以德国的制度、文化、国民性在现代的动力作用关系来说明问题。

列宁曾经为德国民族深受理性精神的熏染悲叹：他看到德国工人阶级在举行示威游行到达柏林市政厅门外时，竟然满有秩序地斯文散步，在本该采取革命行动时，却连市政厅门外的草坪也不踏入。所以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在德国取得成功。

德国民族是世界上最具有理性的民族。在德国近代历史上，出了二个以理性着称的哲人：黑格尔和康德。

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等著作里，从绝对精神出发，阐明绝对精神自我发展的三个阶段：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黑格尔在论述每一个概念、事物和整个体系的发展中自始至终都贯彻了这种精神。里边的推证逻辑严密，现代学者李泽厚就说过，他的逻辑修养得益于黑格尔的《小逻辑》。

康德，有人这样描述他的理性表现：

“十八世纪的德意志天空里，闪耀着的是思想和艺术的群星，其光芒让全世界为之瞩目。

200多年前，在东普鲁士柯尼斯堡一条栽种着菩提树的小道上，每天午后三点半，总会准时走来一个不足五英尺的矮个子。

他散步时闭口不言，只用鼻子呼吸，据说他认为在路上张开嘴不卫生；有人戏说他“心胸狭窄”，因为他胸部凹陷，胸腔狭小，但他却拥有广阔的精神天空；他就像精确的钟表一样守时，风雨无阻，市民们在满怀敬意与他打招呼时，总是趁机校正自己的钟表。

只有一次，邻居们没有准时看到他的出现，都为他担心，当时他沉浸在卢梭的《爱弥尔》，以至于忘了时间，忘了自己，不过，在数十年间，这是他唯一一次没有准时出现。这位理性得近乎刻板的人就是康德。”

以上可以充分说明德国人的理性文化传统的基本特征是：秩序，纪律，按部就班，机械，保守，冷静。

按理说，德国人不会走火入魔，陷入迷狂状态吧。

但事实不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当独裁专制魔头希特勒利用强权，利用手中掌握的宣传机器，向德国民众反复灌输“获取日尔曼民族的生存空间”时，德国人民却大大地疯狂了，万众一心、心甘情愿、唯恐落后地要忠于领袖、贡献一切包括生命……这时候，是德国法西斯的制度而不是文化使德国人的理性荡然无存。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随着德国法西斯寿终正寝，苏联和西方盟国分别占领东西德，在东西德的土地上建立起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国家。对东德而言，列宁由于德国人过多的理性，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胜利的预言，在这时候被苏联的枪杆子改写，由制度的集中体现的军事力量让德国人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德人的理性文化没有起丝毫作用，却被制度凌辱而变态，以致后来东德被西德统一后，西德人不承认东德的文凭----算文化的符号吧。

在苏东坡浪潮中，主要是苏联人在制度和权力上放松了对东德的控制，才使东德人民幡然觉醒。

由上看见，制度·文化·国民性三者的关系：制度设立、创造并改变文化与国民性，文化对国民性的作用在文化本身受政治的强行干预时相当渺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