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以来，中国形象被西方严重的负面格式化。从媒体人士到平民，有时甚至是国家领导人，动不动就给中国扣共产主义、专制、人权、和新殖民主义等大帽子。这种魔化中国的方式不乏浅薄，但有些人却耳顺。
上述做法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其在国际事物中发挥作用的能力与空间。不少国家从中国得到实惠，但还以制度划线，遇事站在中国的对立面。有些国家同中国有领海纠纷，本可通过双边交流，加以解决；但它们却绕开交流，先抱团，然后拉美国，制衡压撬中国让步。
它们这么做，有的是要推销自己的价值标准，维护其世界霸权；有的则是要狐假虎威，从中国获大利。其手法是，先把自己的价值观推崇为“普世价值”，占领“道德高地”；然后淡化同中国的共同性，夸大社会制度差异对发展和国家安全的不利影响。辩朋友看毛色；毛色不同，跟你就是两张皮，事事猜忌，很难建立深度互信。
社会制度由一国的经济基础和价值观念决定。国家间经济基础和文化传承存在差异，因此，社会制度也应有所不同。在这方面，谁要一刀切，谁就会受到规律的惩罚。有史以来，中国主张一个国家，一个权力核心，和一种道德标准。昔日梁惠王向孟子征求治国安邦的道理。见面后劈头便问：“天下恶乎定？”孟子答到：“定于一。”中文字更明确指出：一中（心）为忠，二中（心）为患。
这种体制曾给中国带来过上千年的辉煌。中华文化曾经使日本、朝鲜、越南、泰国，和其它亚洲国家，潜移默化；至今，仍然是他们社会伦理和风俗的一部分。
近三十年来，中国对其经济体制进行了许多重大改革，但坚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民主协商制没有变。所幸的是，中国枯木逢春，仅用三十余年便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经济发展历程。民众的生活也得以改善。在应对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方面，中国进退自如。现在成了引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诚然，中国的社会制度有人治因素。其局限性在于，人在政兴，人亡政息。目前，中国也面临许多矛盾和困难。但是，许多西方国家却面临更严重的难题，有些问题还同其核心价值：自由选举制有直接关系。不同的是，中国的难题是发展中的困难，可以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解决；而西方有些国家所碰到的部分问题却是制度性问题。专家讲这要用“震荡”或“休克”疗法才能治愈。
要想挣脱这个被格式化的皮壳，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中国要反着来，即努力在国际间求大同，去差异。
第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要建立一套相对独立的机制，对各级干部的选拔、评审、任免、和奖惩进行严格监管。真正做到“小人勿用。”根除人治对社会持续发展带来的危害。“近者悦，远者来。”
第二，认真总结自己的经济发展模式，并将成果同国际社会分享。欢迎其它国家借鉴中国经验。国际事物中中国因素的增长，就意味着对中国认同的扩大，和差别的缩小。时间久了，西方有些国家的“道德高地”就会“山附于地。”
最后，加快理论体系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打好思想基础。一个没有思想的巨人，即便站起来了，也走不远，弄不好，真的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中国虽然发展了，但有许多旧的提法，多数外国人一听就反对。其实，中华文化和西方主流思想有一个共同的源泉：自然哲学。如果中国能发动社会力量，从儒家传统的自然观出发，对知识、道德、物质、动力、因果关系，灵魂、宗教、个人权利、财产权、主权、和政体，等领域进行深入系统地研究，形成自己的体系。这不但会统一中国人的思想，还会激发全国人民的科学热情和创造力，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其结果会进一步扩大中国同西方国家西在思想、文化、和政治体制方面的相互了解和共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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