况且江青知道与沉潜内敛的周恩来不同，邓小平为人刚愎倔强，说一不二，以后更难相处。自邓复出后，两人已经在一些问题上发生龃龉，像在总参谋长人选的问题上，两人的提名就不一样，相持不下。为此，江青决定先下手为强，寻机大闹一场，即便闹不出名堂来，也要给邓小平点颜色看看。这就是后来闹出“风庆轮事件” 的由来。
一九七四年九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远航欧洲归来。江青指挥手下人马藉机大做文章，除了在公开的新闻报道中大事宣传外，还在内部传阅的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借记者之口告交通部的状，指其派驻风庆轮的干部“崇洋媚外”，公开散布“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十月十四日，江青将这份简报批给在京政治局全体成员，称这件事“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并气势汹汹地质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建议“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应该说，江青拿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还是买船的问题开刀是用了一番心计的，打算一箭双雕：在批周恩来的同时，将邓小平的军。因为问题出在国务院，当年正是周作出在远洋运输业中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并趁后来世界石油能源危机的时候，批准外贸部门廉价购买了一批外国轮船。现在周本人虽然已住进医院，没有再管这件事，但作为目前协助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难辞其咎。江青所打的如意算盘是，如果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跟着表态批的话，无异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而且周恩来也不会高兴；反之，则正好可以抓住邓的小辫子，趁势把他出任第一副总理的事闹黄。
邓小平并非等闲之辈，当然看出江青这一手的用心所在。见毛泽东如此重用他，邓的心情显然很复杂，一方面确实有知遇之感，想尽力做好工作，担起责任来，为毛分忧解难，不辜负他的信任和期望。另一方面则深知文革的烂摊子不好收拾，和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很难共事，而他又缺少像周恩来那样的隐忍功夫，最后难免闹翻。既然如此，不如索性从一开始就摆正关系，对于江青的骄横霸道和无理取闹决不买账。用邓自己的话说是：横下一条心，不怕第二次被打倒。
邓小平敢于捅江青这个“马蜂窝”，既是他本人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看出毛对江青日益反感，觉得事情总可以从毛那里讨回公道。所以在风庆轮问题上，当在京政治局成员大都表态附和江青的意见，甚至连久病不出的康生也批了一段话表示支持时，邓只是在传阅件上画了个圈，没有表态支持。
这样一来，江青火冒三丈，认为这是邓小平在故意和她作对。在十月十七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大吵大闹，揪住邓不放，非要他当场表明对批“洋奴哲学”的态度。邓表示：“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结果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群起围攻。邓小平一开始还尽量忍耐，不想把事情闹大，但后来在一再追逼下，终于被激怒了，也不客气地和他们顶了起来。
姚文元事后在日记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说：“邓在昨天会议结束时，跳起来骂江，激动得连脸也扭曲了！”当然，这只是一面之辞。实际上，邓当时还是相当克制，只是表示：这是强加于人，一定要写上赞成你们的意见吗？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最后在李先念的劝解下，邓小平离开了会场。
事情闹成这样，正是江青所期待的。散会后，她立刻在钓鱼台住地召集自己的人马碰头开会，商量向毛泽东告状的问题。他们知道邓小平眼下在毛那里正是走红的时候，若是直接告邓，很可能给碰回来；但如设法挑动毛对周恩来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不加掩饰的不满和戒心，而把邓和周往一块打的话，就会触动毛的心病而改变重用邓的态度。为此，江青等人决定把告状的对象锁定在周恩来身上，邓小平只是作为陪绑；同时为了避免引起毛不必要的反感，江青暂时不出面，而由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前往。
十月十八日，王洪文匆匆赶赴长沙，抢先向毛泽东告状，因为两天后邓小平将要陪同毛会见外宾。根据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他扼要汇报了邓和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发生的争吵后，话锋一转，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我是冒着危险来的。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里，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人。他们这些人来往的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
与此同时，在北京的江青担心王洪文的汇报说不到点子上，又把当时很受毛泽东宠信的王海容、唐闻生找去，要她们也向毛反映情况，并画龙点睛地说：总理在医院也很忙，并不全是在养病。邓小平、叶剑英和总理是一起的，总理是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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