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指出，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王光亚评价公务员的一番“成也英国、败也英国”言论，并无太大新意，因为回归以来，公务员“只懂接受及执行指令，不懂当家作主带领香港”，已是广泛认知----曾荫权以政务官为主的“曾班子”的表现，是这个认知的最佳脚注。
继商人董建华之后、公务员曾荫权治港都效果欠佳，除了个人素养、识见、能力和团队合作等因素，两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缺乏政治历练。我们认为培养治港人才，要始于开放政治体制，让政治人才透过政治斗争培养出来，实行政党政治，以“责任政治”匡正不负责任的行为，做到人才辈出，落实港人治港。
董建华曾荫权败政均与公务员有关
回归以来，董建华和曾荫权两位特首，基本上都是实验。中央选择董建华，认为一名商人领导实行资本主义、经济城市的香港，应属适当配对，但是中央忽视了公务员心理上并未回归的因素，当时董建华带同梁爱诗空降特区政府，除了工作方式和作风未能与公务员磨合，事实上，当时董建华与政务司长陈方安生之貌合神离，已是公开秘密。2002年董建华连任之后，推行问责制，延揽社会精英加入政府，领导公务员工作，这个设计，当时陈方安生公开表示异议。个别问责司局长、特别是掌管财政的梁锦松，大刀阔斧精简公务员编制、推动公务员减薪等，他的遭遇和下场，某一程度反映公务员团队对问责制的反弹。
董建华以脚痛为由下台，公务员并非决定性因素，事实上，他治港7年，历经亚洲金融风暴、科网股爆破、瘟疫SARS来袭，经济下滑、楼价下泻，逾10万个负资产，民怨滔天，才是董下曾上的主要原因。不过，公务员是否全力襄助董建华？相信当时钱其琛当面要求陈方安生“更好地协助董建华施政”一幕，最能说明一切。
曾荫权接任特首，是中央第二个实验，认为以曾荫权的政务官身分、长期的公务员工作经验，可以弥补董建华执行乏力之弊。但是，曾荫权政府历年表现却使人“大开眼界”，例如生果金、外佣税等争议，显示政务官原本优为之的政策制订，漏洞百出，连今年预算案的派钱也处理得笨拙扰民，使人大惑不解。董建华吃尽苦头的施政不到位，曾荫权政府竟然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出乎许多人意料。
王光亚所说公务员“只懂执行，不知怎样当boss”、缺乏长远规划，相信主要针对“曾班子”表现的评论。曾荫权掌政以后，问责制在他手里，由董建华延揽社会精英，变为政务官晋身之阶，目前3司12局，其中9个司局长（即占总数六成）由公务员出任，曾荫权可能视此为权力基础，但是问责制因而变质。问责制的转变，若政绩昭彰，曾荫权自然立下大功，只是“曾班子”连今日的事都未做得好，更遑论总理温家宝和王光亚一再提示的长远规划了。此外，曾荫权扩大问责制，以高薪厚禄聘请的副局长、政治助理，除了个别工作表现获得肯定，大多数表现乏善足陈，更是一大败笔。所以，这种表现换来王光亚的评价，并不使人讶异。
我们并不认同“本港的深层次矛盾全然是公务员只懂执行、不识长远规划的结果”，但是“曾班子”之颓势，到明年6月30日之前，相信难有扭转乾坤之望。两位特首都以败政告终，而间接、直接都与公务员有关，但是，即使如此，日后有关香港管治，公务员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一群，然则如何给公务员定位，让他们在执行政策方面发挥长处，是往后管治权力布局要处理的重要环节。
让公务员回归执行本分
王光亚对公务员能力和表现的评价，其实触及港人治港的核心，就是目前实际执掌治港权力的人，都缺乏政治历练。近期，下任特首人选中，曾钰成被认为是黑马，本来，以他长期的中方阵营背景，应会引来较大反弹，但是舆论对他并未峻拒，更得到泛民阵营中人声援，主要基于他有丰富的政治历练。我们讨论曾钰成，并非支持他任特首，只是指出政治历练对特首和治港人才之重要。坊间对这匹黑马的反应，是香港对政治人物认知的一个进步。
当年邓小平深知在港培养政治人才之重要，认为有足够政治人才，是实现港人治港的基础。邓小平这个认知，显示他了解香港问题之深邃和智慧，可是他的「政治人才要从政治斗争培养出来」认知，却未有恰当体制体现出来。公务员缺乏政治历练，而泛民中人长期以来为谋生存、求发展而锻炼得政治人才济济，却未能分享治港权力，这是治港人才之错配。
评论认为，经过董建华和曾荫权两位特首，起码可以总结出治港人才3原则：
（1）英国在港建立的文官制度，是一笔珍贵资产，应该让公务员回归本分，脱离政治工作，只执行政令。
（2）逐步开放政治体制，实行政党政治，透过政治斗争培养政治人才，真正体现出“责任政治”，彻底理顺行政和立法关系。
（3）检视问责制9年所见，以周一岳和梁卓伟的政绩获得肯定，下任特首物色问责局长，应以有专业背景为宜；副局长必须是能人干才，不能再出现滥竽充数情况。至于政治助理，全无作为，下任特首应该删除政治助理编制，以省回大笔公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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