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方在“7·23”动车追尾事故后的第三天就宣布了遇难者赔偿标准，决定将遇难者赔偿金设置在50万元（人民币，约合7.76万美元）以内。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和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均认为赔偿数额偏少。
中国官方在“7·23”动车追尾事故后的第三天就宣布了遇难者赔偿标准。事故处置领导小组以铁道部的赔偿规定为基准，加上保险理赔和支付遇难者家属在善后处理中的费用，以及为鼓励家属尽快接纳赔偿方案提供的奖励金，决定将遇难者赔偿金设置在50万元（人民币，约合7.76万美元）以内。
中国总理温家宝28日在事故现场表示，给遇难者家属合情合理的赔偿，是为了让死者安息，让生者得到慰藉。
北京公盟咨询有限公司在刚刚发表的一份法律意见书中表示，有关部门提出的赔偿方案缺乏法律依据，不能体现公平与公正。公盟因为参与代理了许多维权案件，2010年被当局取缔，但仍然以“公民”作为自己的名称，坚持提供公益法律服务。
这份意见书说，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超越当局在制定赔偿方案时依据的有关行政条例，铁道部门作为事故责任方除支付死亡赔偿金外，还必须赔付精神损害抚慰金。意见书认为，当局应该对每位遇难者向家属合理支付94万元(人民币，约合14.58万美元)赔偿金，再加上保险理赔，一共应支付100万（人民币，约合15.52万美元）以上的赔偿金。
公盟表示，受害方如果不满意当局设定的赔偿标准，有权通过诉讼依法索赔，而当局应尊重他们的合法诉求，不得非法阻挠受害方的维权行动。
27日，北京义联劳动法援助与研究中心的黄乐平、毛素梅和叶明欣三位律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以特快专递形式寄出建议信，建议法工委对《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关于赔偿的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
黄乐平表示，根据该条例，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约合2.3万美元），这一标准严重侵害了铁路交通事故中受害者的基本民事权利。
黄乐平认为，该条例作为行政法规（2007年发布）设定了人身损害的赔偿限额，超越了立法权限。该条例自行为铁路运输企业设定了人身损害赔偿上限。根据《侵权责任法》规定，承担高度危险责任要设定赔偿限额的，必须由法律规定。根据《立法法》规定，涉及民事基本制度的，只能制定法律；尚未制定法律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授权国务院对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
而该条例关于赔偿的规定，既不是法律，也不在《铁路法》的授权范围内，也未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特别授权，因此无权对人身损害赔偿限额问题作出规定，15万元人民币（约合2.3万美元）限额的规定超越了立法权限，应属无效。
黄乐平认为，受害者基于《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可主张铁路运输企业在过错情况下承担全部损失，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
黄乐平分析，该事故中，如果铁路运输企业存在过错，按照现行司法赔偿标准，一名身故的温州旅客仅死亡赔偿金就应达到62万余元（人民币，约合9.6万美元），这一金额还未包括丧葬费和被扶养人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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