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性治疆”不可动摇，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当局在新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质疑“柔性治疆”正当性，要求回归极“左”治疆路线的主张，是极其短视，极其无知的表现和因噎废食的观点。
在连续发生多起血腥恐怖袭击后，有不少人对中国在“7.5事件”后开始实施的“柔性治疆”策略发生了动摇。观诸国际传媒领域，不乏一些海外主流华文媒体和政治观察人士也对“柔性治疆”是否合宜提出了质疑。其中更有部分极“左”观点认为，在新疆治理上，应恢复毛时代的强硬策略，通过强化户籍制度，限制人口流动，配合军警民联防措施等制造萧杀气氛，严管疆区秩序。
认为这些都是极其短视、极其无知的观点，是因噎废食的表现。因为在当前的国际、国内政治和媒体生态下，放弃“柔性治疆”的正确策略，重拾老旧过时的强硬治理措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制造紧张情绪，激发疆区少数民族反抗意识。这种情绪传导到海外，也会被一些极端恐怖组织如“世维会”等所利用，在西方政界和社会广泛制造悲情意识，为中国开展与全球合作打击“三股势力”制造阻力，因而也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
正因为此，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牢固树立“柔性治疆”的意识，绝不可因为一两个恐怖袭击事件，或者是因为某些不负责任的所谓专家学者要求检讨“柔性治疆”的论调，就调头走回原来那套死板、僵化的治疆死胡同。
事实上，“柔性治疆”不可动摇，这既是时代进步的要求，也是当局在新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要理解这两点，首先就要求我们必须破除陈旧思维，把疆区少数民族真正当做同胞而非异族看待。
在这一转变下，我们可以就可以理解疆区民族同胞的心理状态和社会价值取向。就好像汉族民众，我们在今天都不愿意回到毛时代的极权状态，在心理和行动上都极度排斥一些霸道蛮横做法和粗暴管理模式，都向往自由流动与迁徙，向往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又如何要求疆区民族同胞忍受那种粗暴僵化的管理模式？这是其一。
其二，我们今天讨论某个政党统治的合法性，一个常用的标准就是能给民众带来多少经济收益，带来多少政治自由和人文关怀。就好像我们现在说到农民工和失业工人，都可以理解到他们是弱势群体，从而要求当局给予柔性关怀与特殊照顾，那么对于疆区同胞，我们为什么就不能一视同仁呢？
必须承认，在目前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疆区民族同胞因为地缘关系，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洼地，成为相对于沿海和内地民众的一个庞大弱势群体。他们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既在情理之中，也凸显了我们既往民族政策不足。对于当局，要想维持在疆区统治的正当性，要想增加在疆区民族同胞心中的向心力，就必须要正视这一现实，尽快缩小疆区与沿海内地地区的经济差距，满足疆区同胞在共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心理预期。
只有在首先做到“柔性治疆”的前提情况下，在充分认识到“一手软”的重要性和必然性之后，我们才可以谈“一手硬”的问题。
即便如此，当谈到“硬”，我们也要谨防回到极“左”措施的老路上去。
我们今天谈的“硬”，是一种讲道理的硬，是一种有人性的“硬”，是一种尊重疆区民族同胞特殊宗教和心理情绪的“硬”，是在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上积极主动的“硬”，而不是原来的僵化死硬和高压蛮横。
在“硬”的方面，当然包括在对待“三股势力”上的态度。相信即便包括疆区同胞在内的绝大部分同胞都会认为，对于类似在和田、喀什的这种恐怖袭击，必须重加惩处。对于参与制造爆炸、杀人、放火、投毒等这样的极端犯罪分子等，必须给予毁灭性的打击。必须斩断这些组织或个人与海外“疆独”组织或分子的信息和资金通路，断绝海外“疆独”思想的输入。必须通过主动和相关国家合作，或者通过施加诸如外交压力、经济制裁等措施，挤压海外“疆独”势力的生存空间和国际影响力。只有这样，才能对境内蠢蠢欲动的“疆独”分子们形成有效威慑力。
与此同时，在国际合作层面也要求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以免这些海外“疆独”组织或分子借机制造悲情意识，扩大在西方社会的民意基础。
在国际合过中，另一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强与中亚国家和穆斯林国家的合作沟通。这些国家大部分是中国关系友好，要征得这些国家在反恐上的理解与支持上不会有太大难度。尤其是和中亚国家的合作沟通，不仅具有反恐、反独的直接利益，也是通过开放与发展，振兴疆区经济，提升疆区民族同胞国家认同力的重要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讲，“上合组织”对中国疆区稳定发展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过分。
这里还要强调一点，就是对于在疆区从事具体治理工作的张春贤和各级党政官僚结构，必须要掌握高超的政治平衡术，要少讲民族差异，建立法制社会。在柔的一面，对少数民族同胞要有特殊照顾，对汉族同胞的心理也要注意安抚；在硬的一面，各族同胞，无论士农工商等，都要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树立法律为大的法制意识。
在疆区治理上，最可怕的一种情势就是少数民族同胞不满意，汉族同胞也不满意，双方冤冤相报，最后陷入不可收拾以牙还牙地步。在这方面，“7.5事件”就是前车之鉴。听说这次在喀什也发生了汉族同胞上街抗议的情况，虽然规模较小，也要引起当局高度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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