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话中，毛泽东还故作姿态，当众敲打了江青一顿，说：“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教条主义谈不上”，要她不要再搞“四人帮”，不要个人自作主张，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到处发号施令。但同时表示：“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
周恩来是抱病赶去参加毛泽东召集的这次谈话会的。在批“经验主义”这场风波中，他无法置身事外，虽然人在医院，却对外界各种动向一清二楚。这件事刚一出来，周就看出江青等人的图谋，在医院里不断和邓小平、叶剑英等人交换意见，商量对策，并和能够接近毛泽东的两位小姐王海容、唐闻生长谈。不过为了避嫌，他有意回避了四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局会议。
应该说，周恩来是与会者中对毛泽东为人了解最深的一个，虽说未必马上就揣摩透毛这番谈话的全部含意，却并没有因毛下令政治局开会批评江青而对形势过于乐观，相反还心存忧虑。这固然是和毛在谈话中重提当年的老账有关，为此，周氏心情沉重，深为不安（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深知毛、江之间那种在政治上难解难分的关系。在他看来，毛这次虽说当众批评了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似乎对形势十分有利，但实际上不过是摆摆样子，应付一下党内外的舆论，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最多只是想稍稍约束他们一下而已。
此外，周恩来也非常了解江青的为人，知道她一触即跳，根本听不得一点批评。因此，批江这出戏很难唱，其中的分寸和火候十分不容易掌握，只要稍一过头，形势就会逆转，当年那场“大闹怀仁堂”的风波就是前车之鉴。当时党内军中的老总们也是借着毛泽东批评中央文革的东风而在政治上展开反击的，结果就是因为没有参透毛和江青两人之间政治夫妻的关系，一着不慎，满盘皆输，几近全军覆没，最后只剩下周一个人在台上苦斗。对此，周恩来不能不有所提防。
为防止过犹不及，周恩来决定亲自出马，按照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为批评江青的政治局会议做些必要的准备，把批江严格限制在毛所定的口径之内，在政治上站稳脚跟，避免跑偏走火。在散会后，他首先和邓小平交换了意见，之后提议先在政治局常委小范围内谈一下，研究如何贯彻毛五月三日的谈话精神。与此同时，他花了两天时间起草了一份学习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和中央政治局工作和手续问题的意见稿。
周恩来在这份意见稿中先谈了一通对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反修防修等问题的认识，并按照毛泽东谈话中的调子，给“经验主义”戴上了一顶“修正主义”的帽子，然后才点出正题，说：近来“强调反修正主义的一项经验主义，放过另一项教条主义，有些地方甚至连反修正主义都不提了，这不能不是一个错误。报纸全国转载，清样有时转至各地，军队报告发至下层，这不能不引起一部分地区、部队和一部分机关、学校弄得争论不休，或者年老干部又不敢负责工作。因为有文章上说，资格老，能打仗的人就有背上经验主义包袱的。这就刺激成百万的人，对于教育他们不利”。
出于担心邓小平和江青这两个“钢铁公司”碰到一起顶牛，最后收不了场，周恩来在表示拥护毛泽东“有错误的，要有自我批评”意见的同时，又有意识地把邓本人抬出来，引用他的话说：“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强人所难”。意见稿还针对江青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擅自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的问题，以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对政治局的工作手续问题作了若干规定。
在贯彻毛泽东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的问题上，周恩来虽然调子不高，抓得却很紧。五月四日、七日，他连续两晚从医院出来，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五人会议，讨论在政治局范围内贯彻落实的问题。为慎重起见，会上花了不少时间，逐字逐句核对笔记，确认毛的谈话内容。
这一方面是由于毛患病的缘故，主管咽喉部位的运动神经细胞逐渐坏死，导致口齿变得含混不清，再加上口音，所以很不容易听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毛在谈话中张冠李戴，把本来是在姚文元的文章中提出的批“经验主义”说成是张春桥的文章，而又没有点出张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同样的问题。这就给了张春桥为自己辩护开脱的机会，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鉴于邓小平即将出访法国，会议最后确定待他回来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讨论贯彻毛五月三日谈话精神，由王洪文负责通知准备。
王洪文本来就对这次挨批想不通，满腹牢骚。在他看来，他们批“经验主义”的大方向并没有错，无非是藉此敲打一下那批对文革心怀不满的党内军中的老家伙，但叫人琢磨不透的是，毛泽东竟然表态支持他们，不知其中暗藏什么玄机？不过，他对毛不想“小题大做”的用心还是能够体会出来的，特别是毛在会后把他本人四月二十三日对新华社报告的批示压了下来，决定不公开发表，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常委传达这一意见。这更让王觉得这是毛在设法保护他们。于是，王洪文便有意拖延时间，迟迟不向在京政治局成员通知准备开会的事情，想让事情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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