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国学大师陈寅恪的分法，中国文化分为制度层面的文化和非制度层面的文化两大部分，这是一个宏大的、纲举目张式的划分，很多方面都可以顺着这个纲分下去，具体到中国的知识份子，似乎也可以分为制度文化类知识份子和非制度文化类知识份子两大类。(chinesenewsnet.com)
中国的制度文化特点很鲜明，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有一个直通天道的最高政治权力，因此中国的制度文化类知识份子的特点也很鲜明，在古代中国有所谓“士志于道”（孔子）之说，在现代中国有所谓“关心政治”之说，总之无论是做哪一门学问，都摆脱不了和最高政治权力之间形形色色的纠葛，或谏或诲或谗或谤或诤或诉或谄或谀，结果无非是或得宠或失宠。(chinesenewsnet.com)
“士志于道”的知识份子以道自任，所以也叫“卫道士”，没有了道也就没有了知识份子所赖以存在的基础。但最高权力（朝廷）是人，并不是道，帝王可能有道，也可能无道；有道的情况下好办，所谓“任重而道远”，知识份子有的是事情可做，可以“为天地立心”，可以“为生民立命”，可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若帝王谦虚好学，甚至可以“为王者师”。(chinesenewsnet.com)
无道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按中国汉代以降的儒家传统，帝王就是天子，“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董仲舒），帝王之道和天道二合一，中国人没有上帝，天就是万物的尽头，没人敢反天，所以如果帝王无道，知识份子也只能忍着，不能对着干，对着干就是反天。“天”的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极限，一个意识“黑洞”，只有东西进去，没有东西出来，所有思维一旦碰到了“天”就立刻消散；知识份子本事再大，遇上流氓老天爷和无赖天子也只好自认倒楣。(chinesenewsnet.com)
好在孔先师深谋远虑，两千五百多年前就有了战略部署：“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算是为生不逢时、运气不好的知识份子们留了一条生路──纵情山水、退隐江湖。而后来那位孟先师的标准却有点过分了：“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寥寥几个字，给无数认死理的读书人的书房里开了一扇直通阴曹地府的后门。(chinesenewsnet.com)
简言之，古代中国知识份子的自我身份定位相对比较简单。天下有道，就当卫道士；天下无道，两条路──或当隐士，或当烈士。(chinesenewsnet.com)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皇帝，孙中山先生一举实现了“驱逐鞑虏”的理想，但同时也一举掀翻了中国的天。“浩乎孔子之道，荡荡则天，六通四辟，其运无乎不在”，这是逆革命大潮而上的康有为当年不合时宜的一家之言，那时的革命党急于革命，没有几个人像康先生那样明白，中国的天实在是不能随便掀翻的，掀翻了天，中国的天子和天道就没了，天下也就没了。(chinesenewsnet.com)
天子没了，但中国人几千年“朝为田舍郎，暮坐天子床”的人生最高理想还在，于是“领袖”并起，一场场争当新朝天子的中原恶战再次把中国拖回到更为深重的“治乱因循”轨道之中。(chinesenewsnet.com)
天道没了，但中国人几千年以天道为核心的一整套制度文化还在，于是“主义”并起，一次次用西方新的“主义”代替中国传统天道的意识形态“政变”再次把中国拖回到更为“吃人”的暴政之中。(chinesenewsnet.com)
天下没了，但中国人几千年“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礼记·礼运）的思想观念还在，于是“小康”并起，一批批新的土豪劣绅再次把中国拖回到更为赤裸裸的“血酬定律”（吴思）支配状态之中。(chinesenewsnet.com)
别人都没什么。盗贼蜂起也好，总是有终于得以“蜂起”者；酷吏横行也好，总是有终于得以“横行”者；哪怕是天下大乱，也总是有终于得以乱中取胜者。最为尴尬的永远都是中国的知识份子，承几千年深厚制度文化传统的中国制度文化类知识份子，今天因为天道、天子、天下三位一体制度文化的崩溃而不得不树倒猢狲散了。(chinesenewsnet.com)
大多数“猢狲”都失去了制度文化类知识份子的身份，其中的一族流亡到了海外，更是不知所归。(chinesenewsnet.com)
卫道士多半是做不成了，因为中国的天道已经没了，一整套精妙绝伦、“其运无乎不在”的制度文化土崩瓦解。王国维1927年自投昆明湖，“经此世变，义无再辱”，走了孟子指出的“以身殉道”之路，算是为最后的卫道士划了一个悲壮的句号。而西方的天道却轮不到中国人去卫，早在1894年郑观应写《盛世危言》就洞察到“今西人所用皆霸术之绪余耳”，西方的天道就是从上帝权力演化出来的霸术和征服，拉开中国式卫道士的架势去卫西方人之道，几近为虎作伥。(chinesenewsnet.com)
叛道士多半也是做不成了，当今最高政治权力已经是“离经叛道”出来的了，叛道叛道者算是个什么方向呢？重新建立中国的传统天道吗？恐怕今天没有谁有这么大本事，国学三千年，西学三千年，合计六千年的学问，有谁真的在潜心治学，汲汲于会通中西吗？“求其洞见本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郑观应先生发此世纪之问已有一百一十年了，今天看来，这个悬在中国思想界头顶上的大问号似乎比一百多年前还大。(chinesenewsnet.com)
再举目四望，看看周围，西方知识份子同行们似乎没有身份定位的问题，西方的天从来没塌，征服异族、征服自然、征服宇宙的霸术之道始终“任重而道远”。西方知识份子或凛凛然地做卫道士，或悠悠然地做叛道士；卫道者因为有助于天道而功成名就，叛道者因为无损于天道而锦上添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各执一词、争吵不休，然而就在这聒噪不已的“两岸猿声”之中，征服者直取世界最高权力的“轻舟”已然荡过了万重山峦。征服离不开争吵为其开路，征服事业本身没有争吵。(chinesenewsnet.com)
试看今日之世界，政治主导权力在什么人手里？经济主导权力在什么人手里？军事主导权力在什么人手里？文化主导权力在什么人手里？知识主导权力在什么人手里？或者说，话语主导权力在什么人手里？！靠民主达不成这么大的伟业，靠平等走不了这么远的征程，身在海外的中国知识份子，真的看不见这个世界的的“大略”和“本原”所在吗？(chinesenewsnet.com)
流亡在海外的众多知识精英，众多制度文化类知识分子，到底还有多少时间和资源浪费在逐末而亡本的歧路之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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