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进行铁路整顿到结束“两个凡是”，从镇压“六四”到“南巡讲话”，从“茉莉革命”到英伦骚乱，无不证明了邓的惊人洞察力。至少在目前看来，他的“发展是硬道理”，已经成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一、乱局克星邓小平
回想邓小平这一生，即便是对他心怀成见者，也不得不承认其在治乱方面的功力之深。邓这一生，在革命战争时期表现除外，仅仅在和平建设时期，最少有四次大事都印证了他在治乱方面的突出才能。
第一次是在“文革”期间，大概在七十年代中期前后，被毛折腾得一塌糊涂的中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红小兵的冲击下，整个国家秩序已经陷入无政府状态之中。这个时候因为周恩来病重，毛亟需一位能干的副手出来收拾摊子。在周恩来的大力举荐下，毛同意邓小平出山。邓不负众望，从铁路这个事关当时国计民生的命脉部门整顿入手，不用多久就恢复了基本经济秩序。
第二次是在“文革”结束后，秉承老毛遗愿执掌国柄的华国锋为个人权利计，虽然联合叶剑英等老军头收拾了“四人帮”等祸国殃民之辈，但因其享国不久，根基不稳，同时又是毛钦定的接班人，政治包袱不能扔，就只能抱着毛遗愿执政，为自己寻求政治正当性。正因为此，当时大部分中国人思想状态并没有从“文革”的癫狂状态下解放出来。
这个时候，邓在一帮老军头的支持下第三次复出上场。一出手就拿“两个凡是”说事，借助其在党内、军内的权威，抓住了老百姓渴望安定富裕的诉求，彻底结束了“文革”后人们在思想、路线上的混乱状态，在逼走华国锋后，左批右砍，带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第三次是在“六四”期间。多维读者应该很清楚，在当时的世界大气候下，北京的混乱状态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老牛当时在国内，每天也处于半疯狂状态，虽然没有上街游行，但心里也是热血沸腾。那段时间，党组会也不开了，理论学习也停止了，在中共高层内部出现分裂的消息，其实早在事件发生之初，对我们这些圈内人都已不是机密。当时我们私下讨论时就认为，邓这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在等待一个机会要彻底置赵紫阳与死地。
果然，未几，还未等外人清醒过来，邓就下手了。邓一方面对党内下手，拿下早已看不顺眼的赵紫阳等“右”派魁首；另一方面，用雷霆手段，调兵入京，不惜得罪民众，不惧西方压力，不怕在知识分子笔下留下骂名，毅然开枪镇压了这场运动。
邓的做法虽然争议颇多，也为中共后来者如江泽民、胡锦涛，甚至习近平等留下了一个沉重的历史包袱。但总体来说，以邓的斗争阅历，选择这种方式也不意外。
现在看来，中国能有这二十多年的社会安定，能有今天的国际地位，邓开枪的正当性似乎正在提升。当然，在开枪平息后，中共后来人的做法就有许多可商榷之处，这是另一个问题，老牛不在这里讨论。
第四次是在九二年“南巡讲话”前后。因为“六四”，当时中共对下一步如何走产生了严重分歧，党内高层要求回归“左”的声音高涨，而从上海刚到北京不久的江泽民因为立根未稳，也不敢响亮发出自己的声音，邓一手开拓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无法实施的危机。
此时中共高层思想混乱，和“文革”后的混沌不明相比并无不及。
危机时刻，邓再次显示了高超的“治乱”本领，通过南巡讲话，破除了中共党内的小脚女人作风，破除了中共高层在姓”社”姓“资”方面的胶着与混乱，定下了政治上摸着石头过河，经济上大步往前闯的方针，才有了今日中国之强盛----当然也为今天很多结构性矛盾埋下了祸根。
二、小平之后无小平？
后来邓小平在一九九七年去世，没有看到香港的回归，这是一大憾事。不过好在邓之后，江、胡总算不辱使命，没再出现大的失误，这是邓、江、胡之功，也是中华民族之幸。
然而另一方面，到今天为止，中共在改革开放上也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因为政治、经济改革的不匹配，这三十多年来所积累的各种矛盾几乎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中国又在期待着新的像邓小平那样有魄力的政治领导人来领导一场思想领域的革命，稳定这个“乱局”。
很显然，这个担子落到了胡锦涛和习近平身上。尤其是习近平，红二代出身，承父辈之余威，将于明年登临大位，他能不能领导中国解决这些矛盾，能不能像乃父当年在广东一样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杀出一条血路”，能不能展示像邓一一样的政治家魄力，对内解决这些矛盾，对外带领中国从世界第二登临第一，让人非常期待，我想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们关注十八大人事、路线之争原因所在。
当然，现在离十八大召开还有一段时间，讨论这个还为时过早，而且讨论起这个事情，我老牛也怕收不住嘴，一谈就要三天三夜功夫。我想就先谈谈最近在中东、英国和中国发生的事情，这已足显邓的伟大。
三、走出国门看小平
我记得邓小平说过“发展是硬道理”，至少从今天的世界格局看，这实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先说中东革命，无论这些革命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利比亚，还是发生在也门、叙利亚，表面看，这些危机都剑指独裁与腐败，是民众为争取民主权力和社会公平而进行的“茉莉花革命”。但实际上，按共产党老祖宗马恩的观点，从最根本的经济基础解读，在底子上都有股子“面包革命”的味道。
其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推出的两轮“量化宽松”搞垮了这些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使这些国家物价飙升。这一外来因素，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停滞、失业严重、政治腐败等内在因素形成合力，整个社会就成了火药桶。在此情况下，偶发事件成为导火索，当急速膨胀的民意压力向外挤压，与企图保持现状的专制体制外壳发生对抗，后者抗不住，爆裂，一颗颗手雷就在中东炸响。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中东国家经济没有出现停滞，而是保持着一种快速发展势头，使得绝大部分民众都能从经济发展中获得收益，这些偶发因素怎么可能对现有体制产生如此之冲击力？
再说英伦。英国的情况和中东有很大不同，如果说中东情况是一场革命，那么英国的情况就是一场骚乱，一场严重到几乎失控的骚乱。伦敦的年轻人之所以冲上街头，不是要发动一场针对英国政府的革命，而是因为对自身生存状态，对自身经济状况不满所进行的一场无明确指向目标的发泄。
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英国政府和警方还是采取了非常“柔性”的方式。
从可见的报道中，英国当局除了在舆论管控和批量抓人方面强硬外，并没有像中东政府（包括中共）一样采取粗暴镇压的态度，事件就迅速平息。这也说明了这个政府体制外壳的张力之强，可以容纳如此急遽变故之压力而不至爆裂，这是包括中共在内的很多集权型政府要借鉴的地方。
不要一提到西方，就意识形态挂帅，狗一样扑上来要咬一口，好像人家都是要扒你共产党祖坟。其实就算咱共产党的老祖宗马恩不也是西方人吗？好的东西一定要引进、消化、吸收，变成自身肌肉，我们党的这个传统不能丢，这是老邓的遗训，也是我老牛和小龙鱼的最大差别！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这场骚乱依然有非常强的经济因素在里面。这场骚轮之所以发生，从大的方面看，和这个“日不落帝国”（实际上早已日薄西山）的经济停滞有关，和前两年发生在法国的骚乱并无二致。从小的方面看，这和少数族裔，尤其是年轻的少数族裔的机会缺失、经济收入低微密不可分。
在这种情况下，换了任何一个人，都会有上街打砸抢烧的冲动。对于身在美国的多维读者，如果回味一下百年来的美国历史，就会发现这个规律并非他国特列，美国自身也逃不脱 “发展是硬道理”的框框。
四、今日中国思小平
回过头来再看中国。实际上，和中东、欧洲这些国家相比，中国似乎有更多的理由发生骚乱或革命。
对了解中国的读者来说，相信大部分都会认同，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的结构性矛盾冲突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中共的近些年的去专制化进展有限，但其党政官员的贪腐状况和中东相比却是有过之无不及。更重要的是，中国民众在我党的“革命”传统熏陶下，和老牛一样，一点都不缺少革命的激情与冲动。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就没有类似中东革命或严重到类似骚乱的事情呢？
我想这里除了中共有效的社会管控（也就是集权体制外壳依然相当坚固，可以抗记得住内部的膨胀压力）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快速发展稀释了民众的对抗情绪。而经济发展，说到底，还不是老邓当年的魄力所致？
另外一点，就是今天这些蠢蠢欲动的不满民众，甚至包括那些已经跑来海外的民运斗士，一想到邓在“六四”扣扳机的响声，有谁不会打个哆嗦呢？毕竟保命要紧吧！谭嗣同有几个？大部分还不都是方励之、王丹、柴玲之流，枪一响就吓得尿了裤子！还谈什么革命，枪子儿不长眼，先保命要紧吧！
实事求是的说，这些年中国老百姓虽然骂娘，虽然也对中共专制与腐败痛恨不已，虽然也对社会不公与贫富差距牢骚满腹，但具体到每个群体或个人，又有几个没有从这些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获得收益呢？只是多少的不同而已！
可以说，对中共来说，这些年经济的快速发展才是最大的政治稳定器，才是其统治合法性的民意基础。对此观点，包括胡温在内的中共高层虽然嘴上不说，心里绝对相当清晰。所以我们的以看到，对一些西方国家，当经济增长达到3或4个百分点就兴奋不已，而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一旦低于8个百分点，胡温就赶紧祭出财政或货币利器，急吼吼地要给中国经济烧火加温，甚至于明知会带来通货膨胀、会导致火车相撞也在所不惜。
实际上，当我们了解这一点后，就很容易判断薄熙来、汪洋的“蛋糕”之争谁更有利，或曰更有“政治”头脑一些。
为什么薄熙来在重庆一提出“分蛋糕”优先，汪洋就敢于跳出来反驳？
为什么汪洋明知自己的“做蛋糕”优先“右”的离谱，也会让舆论骂娘，还要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提出？
这里除了胡在北京密旨托底，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摸准了胡温的脉搏，知道什么才是中南海大佬脑袋中的优先任务。你说这样聪明伶俐的小弟，胡这个做大哥的，能不青眼有加，三天两头跑广东去喝茶泡妞打游戏吗？
当然是会！不仅是会，而且还一定会想尽千方百计，顶住各种压力，努力把这个“团派”小弟塞进十八大常委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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