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个春去冬来，13载花谢花开，当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6卷）》（以下简称《军史》）呈现在我们面前时，打开厚厚的卷本，那些凝重的文字让我们所读到的也许已不仅仅是历史本身，在这字里行间的背后，军史专家们数千个挑灯夜读、奋笔疾书的身影，数万份反复校对、潜心打磨的书稿，或许同样应该融入这厚厚的《军史》之中。
“出征”----这是中央军委酝酿多年的一项重大决定
“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49年12月，总参谋部、各大军区、各兵种司令部等先后组织军战史编写委员会，各野战军和军以上单位普遍成立战史编辑室或相应机构，到1958年成立军事科学院，并组建了三大学术部之一的战史研究部，这标志着我军研究自己历史的专门机构和专业队伍正在逐步健全和完善。
几十年间，红军各方面军战史，八路军新四军战史，各野战军战史，各军（集团军）战史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都已相继出版。虽然这些成果表明我军历史研究工作的水平在不断深入和提高，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官兵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传统教育也急需一部史料充足、权威信服的教科书。基于此，1997年11月17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由军事科学院具体负责组织编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
这一年距八一南昌起义已整整70年。手捧着中央军委这一酝酿多年的重要决定，军事科学院党委立即从军史各研究领域抽调30名同志组成《军史》编写小组，明确《军史》编写小组组织构成、人员分工、工作机制，认真研究了《军史》的编写提纲、内容划分等要素。
经反复论证，最终确定《军史》编写采用章节目结构，内容跨度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一历史时期的发展情况，共分为6卷。第一卷，记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创建和发展，以及开创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历史；第二卷，记述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投身全民族抗战，发挥中流砥柱作用、实现自身发展壮大的历史；第三卷，记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而英勇奋战，并获得空前发展的历史；第四卷，记述新中国成立后到1953年底，我军由战争环境向和平时期过渡，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和开始建设现代化人民军队的历史；第五卷，记述1954年1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召开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我军全面展开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探索军队建设道路的历史；第六卷，记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军在曲折中建设发展和拨乱反正、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历史。
“问道”----科学客观地认知并记录历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从1927年到197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走过了极不平凡的51年，对于一部《军史》而言，既不能面面俱到，同时又要做到主题突出，其内容到底应该写什么，应该给后人留什么？
编写小组最终对内容的主线进行了定位：一是充分反映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我军的性质、宗旨，尤其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这是我军发展壮大和军队建设的关键因素，其中凝结着极其宝贵的智慧和经验。二是充分展现我军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使读者对我军发展壮大的过程和脉络能够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了解。三是充分反映我军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伟大的军队必然造就伟大的精神。当然，这三条主线不是并行不悖，而是相互交织融合在一起的。比如在编写红军的发展、壮大这段历史时，专家们先后赴济南、南京、广州等战区搜集各类资料达4000余份，并走访了数十位老红军，从而确保了第一手资料的准确无误。从整个历史的编写脉络来看，采取了“纵横交错、点面结合”的方法。纵向上，从工农红军的创建，实行军事战略转变、开始初步正规建设，长征的胜利、红军建设的恢复与加强，一直到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整个发展历程一目了然。横向上，对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的过程，红一方面军的发展，南方红军游击队的保存等历史事件的始末进行了详细叙述。既确保了对于“新的战略方针的确立”“全军统一组织指挥的基本实现”等重要历史时期“面面”俱到，同时也详细记录了瓦窑堡会议的召开、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等每一个时期极为重要的转折“点”、关键“点”。
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后各阶段的历史，编写小组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使得每个板块的内容翔实充分，每个阶段历史的发展步骤、军委决策层战略思维形成的过程等一目了然。
在文字的把握上，军史专家们数易其稿，逐字逐句反复推敲。用词客观准确，文风朴实。既写出了革命战争年代环境之恶劣，条件之艰苦，也写出了我军将士革命意志之坚定，战斗精神之顽强。
“如何正确看待解放军成长过程中经历的挫折与失败是编写小组必须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作为共产党人，科学客观地认知并记录历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无论编写小组的领导如何调整，人员如何更替，这句话都是他们自始至终奉行的原则。也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翻开《军史》目录，包含“错误”“失误”“失败”“教训”等类似字眼的标题并不鲜见。编写小组成员、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杨贵华说：“即便是含着眼泪也要把这些挫败、曲折的历史写好。‘述往以为来者之师’，让后人再读这样的历史就是为了避免历史的重蹈覆辙。”
“求解”----每一个答案都必须向历史和未来负责
“澄清认识误区，还人民军队的历史一个清白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军史编写小组通过问卷调查，翻阅史料，查看有关学术期刊过往发表的文章详细梳理了各卷本对应的历史时期所涉及的类似问题。
比如在编写颇有争议的西路军历史时，尽管史学界之前对于1936年10月下旬红四方面军2.18万人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并最终失败的这段历史存在着不同观点，认为其失败原因是张国焘路线的最后破产。为了弄清楚这一问题的史实，编写组详细查阅了大量资料，走访了10余位健在的老同志。仅这一个问题与中央军委往来的请示、批复就达100余份。最终，编写小组认为，无论西路军当时是在听谁的命令，走什么路线，但其歼敌2.5万余人是事实，其予以黄河东岸红军主力部队的配合和支持是事实，将士们为国捐躯是事实，这些都足以证明西路军官兵是值得名留青史，为后人所缅怀和称颂的。所以，在《军史》第一卷中这样写道：“西路军所属各部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教育并在艰苦斗争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英雄部队。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视死如归，在战略上配合了河东红军主力的斗争。他们所表现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崇高献身精神，永远值得人们尊敬和怀念。”----至此，为西路军几十年在史学界存在的争议画上了一个权威的句号。
“既然我们编写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那么我们就要站在公正、客观、科学的角度，在占据充足史料的前提下，向民众、向社会、向历史作出负责的回答。”编写小组成员、军史专家郭志刚说，《军史》在回答类似问题时坚持了四项原则，一是大量查阅资料，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尽最大努力把问题的是非搞清楚。二是以大局为重，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加以处理。三是凡是中央的指示和决议中有结论的，以中央的结论为依据。四是拿不准的问题，必须请示中央军委和党中央。
在坚持这项原则的前提下，抗日战争时期关于中央军委对东北实施“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问题、“文革”时期如何评价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问题等等，《军史》都给予了准确、客观的回答。
“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对于这条连数百年前的封建君主都知晓并恪守的真理，军史专家们自然也没放弃过对它的思考和追索。在《军史》书稿修改过程中，编写小组结合军委、总部的指示，在全军部队中展开调研，梳理总结了处在转型建设关键时期官兵们较为关注的管理机制的改进、编制体制的调整、思想作风的建设等13类问题，并从历史的角度予以了调研、思考和回答。正如军史专家们所言：“带着求解的心态穿越时空轨道，你会发现其实历史与现实之间并不那么遥远。”
13年的寻根之旅，用编写小组同志们自己的话说：“一路走得既不寂寞也不孤单。”掩卷而思，《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1-6）卷》虽止笔于1978年，但从这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特殊年份之后，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而言，崭新的历史篇章才刚刚开始。它就像一棵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在愈加枝繁叶茂的同时也愈加根深蒂固。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若干年后，新一代的军史专家们又将踏上一段更为精彩、更为辉煌的寻“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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