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周恩来想为邓小平做点事情，决定正式向中央举荐邓来接替他本人的党政领导职务。周这样做，是经过一番考虑的。他知道这个位置是兵家必争之地，党内文革派觑觎已久，与其让他们抢去，不如采取主动，推荐邓出任，防止落入江青一干人的手中，况且这也是毛泽东一直在打的主意。而且由自己出面推荐名正言顺，毛不得不考虑，即便毛不同意，也不好说什么。于是，周在病榻上亲自写信给毛，举荐邓小平。周当时的卫士高振普目睹了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总理叫我拿来纸和笔，半靠在病床头，请医生和护士们退到病房外，室内只剩下邓大姐和我。我帮总理坐稳后，知道他要写东西，一般情况下，他不会叫医务人员退出的，所以我也想转身退出。总理叫住我，说不用出去。周总理一手托着放好纸的木板，开始写字。邓大姐见总理写字很费劲，便说：“你口述，我代你写吧。”总理说：“不用了，还是我亲自写。”我站在总理的右方，看着他是在给毛主席写信，提议由邓小平代替他现任的党和国家的职务。
他写完交给了邓大姐。邓大姐向小平同志通报了这封信的内容。据说此信上报后，始终无音讯。
毛泽东当然明白周恩来的用心，对周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做法很恼火，可是又不好发作，因为让邓取代周毕竟曾经是他的打算，不过已是此一时彼一时了。正在暗中部署批邓的毛当然不会理睬周的建议，来了个不置可否，留中不发。对此，周氏仍不愿放弃努力，继续想方设法把这个风放出去，为邓小平作为自己的接班人造舆论。这就是随后在他本人的病情已经急遽恶化的情况下，仍然不顾医务人员的劝阻，执意要在医院中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原因所在。
九月七日，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强撑着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会见时，周开门见山，告诉访客他本人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然后话锋一转，宣布邓小平现在已经接替他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将会继续执行党的内外方针。这番话主动把邓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情况透露给外界，并且保证中国的政局和目前的内外政策将保持稳定，以期在政治上多少牵制一下毛泽东的意图，对已经隐然可见的批邓势头有所约束。
就在周恩来设法化解毛泽东在幕后策动的围剿之际，他的病情急遽恶化。八月下旬，医疗组的专家发现他的膀胱内已经长满了肿瘤，并开始向盆腔邻近的器官扩散，出现了全身转移的徵兆。更糟糕的是，周体内癌细胞的性质也发生了恶变，已变成发展极快的鳞状上皮细胞癌。对于问题的严重性，医疗组虽然没有对周明言，但他自己已经感觉到了，因为这时他虚弱得连走几步路的力气也没有了。
不过，相对于病情的恶化，更令周恩来忧心的还是眼下形势的恶化。以他多年同毛打交道的经验，深知毛这回评《水浒》、批“投降派”的举动决非凭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大有名堂，明显是冲着他和邓小平而来的，根子还在文革心结，看来这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今后凶多吉少。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路可退，一向对毛泽东俯首下心、逆来顺受的周恩来这回不想再隐忍退缩了，背着“投降派”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决意对横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反应，向毛讨还清白。周非常清楚，光靠算当年犯路线错误的老账是打不倒他的，因为说到底，只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势必要在所谓“历史问题”上找碴做文章，就像当初整刘少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伍豪脱党启事”问题就成了做文章的题目。
应该说，这并不是周恩来多心，而是毛泽东确实一直在拿这个问题挟制他。且不说当年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起初不仅不明确表态，还有意把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后来毛许诺周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澄清事实的报告，当时已在会上宣布要将这个报告及有关文献资料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存档，事后却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甚至还私存当年登载“伍豪脱党启事”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周产生警惕之心，预作防范。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二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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