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文章,里面谈法国人的浪漫情愫,说一些懂得情调的法国男人,为了床上女孩满意,总喜欢搞一些花哨的“前戏”烘托氛围,说只有这前半段把女孩子哄开心了,后半段嘿咻起来才能高潮迭起。
搞政治其实和逗弄女孩子开心一个道理,都要有前戏,有氛围,才能有高潮。
譬如最近一段时间中共省部级高官的乾坤大挪移,就可以视之为十八大的政治前戏。我们不要看这次呼呼啦啦换了一大批人马,真正深究起来,这次人事调整只是在 “十八大”领导集体外围打转,所涉人员,最多是中央委员一级,还远未达到政治局委员或常委的层级。
但另一方面,这些动作也已经营造了很热烈的社会氛围,就好像法国人“前戏”的目的是为了嘿咻,中国人此番调整的目的就是为了十八大这个根本目服务。像老牛这种深谙中共权力运行机制的政治分析高手,总能见微知著,从中洞察出中共在此番政治布局背后的深意。有关这次调整,最少有四大看点:
第一,西藏书记调整的深意。
关于这一点,老牛在昨天文章中提到,这次把张庆黎拿下,换陈全国到西藏任职,背后凸显了中央治藏思维的调整,代表着“柔性治藏”的开始,同时也是对达赖喇嘛把“西藏流亡政府”改名为“藏人行政中央”的一个积极呼应,其意义不能小觑!相信不久,我们就能看到达赖喇嘛对此次人事调整会有一个积极反馈。
同时,老牛也多次强调过,在西藏问题上,中共是有底线的。达赖喇嘛的“中间路线”主张就不会因为换人而被中共认同。鉴于有关西藏自治区的治理始终抓在胡锦涛手里,这次西藏书记更迭,虽然可能在具体工作上做微调,但一些原则性、纲领性的主张,将会被中共高层一以贯之,在明年召开的十八大中再次确认,这一点不容怀疑。
对于流落到海外的达赖喇嘛,如果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达赖喇嘛,包括达兰萨拉的那个所谓“藏人行政中央”等,对此应该有清晰认识。
第二,中共新生代势力崛起。
传统意义上,当人们谈到中国高层的政治权利分配布局,总喜欢以上海帮、团派、太子党等进行派系划分。不错,在目前中共高层(政治局委员级别以上)人物中,这三个派系格局是相当清晰的。但如果我们把“底线”下移,到了省部级领导干部这个层级,就会发现这种划分方法实在是挂一漏万,漏洞百出。
在位列中共中央委员的省部级干部中,还有各色人物,他们有的是草根群体升上来,如西藏的陈全国等,有些是从央企转来,如附件的苏树林,有些是从高校进入行政领域,如辽宁的夏德仁,有些却具有很明显的欧美留学背景,如更年轻的青岛的李群等,他们都无明显的派系背景。从目前情况看,这些人虽然都还未能进入中共的核心领导层,但只要这群人在省部级中成气候,只要中共不倒台,总有一天(或许在十八大、十九大),他们是要进入领导核心的。
我们分析此次人事调整,一定不能忽视诸如陈全国、张庆伟(新任河北省省长,技术派官僚,曾是中共航天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这样的人物,他们代表了中共未来领导层中的新生力量。
从另一个方面看,在中共的省部级高官中,四十年代出生者已所剩无几,五十年代官员渐成主力。可以预见的是,在明年的十八大中,最起码在中央委员这个层级,五十年代官员将成为绝对主力。
而从十八大开始,习近平就要成中共中共新生代领军人物,这个团队,就是为习配备,习本身又负责中共的组织工作,我们在看此番人事调整时,绝对不能忽略这个因素。
第三,团派卡位成功。
老牛之所以把这个放到第三点,不是说这个不好看,不重要,而是担心这一点太过好看,而忽视了第二点的重要性。这次人事调整,应该视为胡锦涛的一个胜利。如果把十八大比喻成一棵苹果树,应该说胡这次是摘到了一个很小的苹果,虽然有点拿不出手,但怎么也是苹果吧!
这里要关注的主要是两个省份,一个是云南,一个是海南。云南省委书记白恩培、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都以年龄原因退休,分别由省长秦光荣、罗保铭接替。这两人均有共青团背景。 秦光荣曾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副书记,长期在湖南当官,担任过长沙市委书记。
而罗保铭,从八一年开始,到九二年,在天津共青团具有超过十年的任职经验,曾官居共青团天津市委书记,虽然以他这个层级,和当时的胡锦涛很难挂上关系,但广义来说,应该也算是资深团派人物,最起码,他不会遭到团派排斥。
这两位书记,虽然都处于相对偏远的边疆位置,但此番荣升书记,对于胡来说,大小也算个胜利。我们甚至不排除这样的想法,胡会不会是因为大苹果采摘难度太大,在核心圈子里暂时动不了手,才向毛泽东学习,采取了这种“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逐步向核心圈子蚕食?
第四,考验胡、习政治魄力
我们看到,这次调整中,有四位“下岗”高官被同事安排到人大任职,担任的分别是两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因为此,中国全国人大再成众矢之的,被人戏称为“退休高官养老院”,这个称呼,和此前的“橡皮图章”等称呼一样充满贬义。
按照中国宪法,人大是最高立法机关,对国家行政机关行使监督权。从人大委员长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排名看,人大的地位的确不低;在形式上,每年三月份,国务院都要向全国人大做工作报告,接受全国人大的审议;而从人大成员构成上看,各副委员长、秘书长、各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等也都或曾权倾朝野,或曾贵为一方诸侯。
应该说,如果想发挥影响力,全国人大的能力不容小觑。老牛此前有一篇文章,大概是说个税调整的事,当时谈到中国版“府院之争”,吴邦国就利用这个便利,搞得温家宝灰头土脸,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另外还有当年全国人大对香港特区的释法、在对台《反分裂法》上的态度等,都充满了震慑力。
然而,在现实情况下,至少在事关国家大政方针、国计民生、对外关系等方面,全国人大的确没有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一点让很多人都极为不满。再进一步来说,在全世界范围看,真正意义的人民当家作主是大势所趋。随着中国人参政意识的增强和政治素质的提高,人们对人大这个可以通过依法争取,而非暴力革命或贿选等方式实现民主权利的平台,给予了很高的政治期望。前一段不少“独立候选人”的出现就是明证。
在此情况下,如果中共能够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就不该再让人大沦为“橡皮图章”或“退休高官俱乐部”,而是应该吸纳更多社会阶层的进入,使之真正成为一个反应民意的民主议事机构,能够真正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当年因为私有经济的发展和新阶层要求获得政治认可的需求,江泽民在入党的门槛上都敢动手术,通过“三个代表”,让私营企业主、外企管理层等入党,扩大党的执政基础。难道胡锦涛、习近平等,面对人民群众的参政与民主需求,就不敢在“十八大”上展示一下自己的政治魄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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