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8月30日在其网站全文公布《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并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修正案中有关逮捕与监视居住的条款，引发关注人权的律师与社会公众的关注，他们视这一条款为当局立法将类似艾未未事件的“强制失踪”合法化。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有99条，将把原有的刑诉法从原来的225条增加到285条，修改的面大，涉及条文比较多，涉及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七个方面。
媒体报道称，虽然关于对刑讯等非法证据的排除、建立证人保护制度、细化逮捕条件、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挽救犯罪的未成年人等规定令学界赞扬，但有关逮捕与监视居住的条款的规定，引发了不少关注人权的律师与社会公众的关注。批评者甚至将相关条款视为将之前发生的艾未未失踪，并被警方在秘密场所关押半年的做法“合法化”而量身定做的条款。
例如，修正案草案第三十条规定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监视居住的原因和执行的处所，在执行监视居住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监视居住人的家属。”
同样的情况，还存在于修正案草案第三十六条。该条规定：“拘留后，应当立即将被拘留人送看守所羁押，至迟不得超过二十四小时。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拘留后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
这意味着，“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以及“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几种情形，也可以成为对当事人实施监视居住、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后，不在24小时内通知家属的理由。
这些规定引起人们的广泛担心和质疑。分析认为，首先，“无法通知”“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等情形，完全可能成为适用于一切案件的“口袋”理由，导致侦查机关可以随心所欲决定是否通知家属，“秘密拘捕”泛滥成灾。
其次，对当事人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通知家属，不利于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原则。
历史学者雷颐直言，这四种情况太宽泛，如果通过，意味公安机关可任意抓人而不必通知家属，尤其第四点（即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几乎任何案件都可以说如果通知家属“有碍侦察”，每个人都无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吴丹红通过微博回应说，事实上，在修改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就有规定，“有碍侦查”或“无法通知”的情形，可不通知被拘留者家属。他认为，新的修正案中，“有碍侦查”被限定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通知可能有碍侦查，这至少是对原先笼统宽泛的规定予以限缩，应属改进。
北京律师刘晓原昨日在博客上回应说，“作为一个曾被“强迫失踪的受害者”，我强烈反对“《刑诉法》草案类似于‘迫失踪’规定。”
8月30日是第一个“强迫失踪受害者”国际日，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就此发表声明称，“强迫失踪”在一些国家仍然被用作对付冲突和内部动荡的工具。目前，中国仍不是联合国《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的签约国，刘晓原呼吁，中国政府尽快加入公约，保护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
据悉，由于刑诉法修改涉及公检法等权力的再分配，各方利益难以达成共识，此次刑诉法修订2004年动议，中间各方利益难以摆平，一度停顿，直至2011年6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后，刑诉法修改日程才得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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