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40多位学者参加的、在北京举行的纪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30周年闭门座谈会上，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章立凡在自己的博客中发表其当日的讲话稿，警示中共要提高执政能力，首先得提高执政智力。
讲话中，章立凡称，“回顾一下历史，（中共）说过的大话、谎话，非要坚持伟大光荣正确，就是缺少智慧。现在教育部毁教育，文化部反文化，宣传部门屏蔽历史，这种愚民政治，不管是培养学生还是党的干部，效果都是适得其反的，最终会愚弄自己。”
章立凡认为，所谓“中国模式”，号称谋求长期执政，做的都是不计后果的短期行为。这种状况再不从体制上得到改变的话，不会有未来。
对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的评价，章立凡认为评价《决议》需要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个是政治层面的，另一个是历史层面的，两者应结合起来看。今天回顾这个决议，发现很多东西没有实现。或者是倒退了，这是历史层面的观察。
从政治层面观察，首先应该肯定决议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重要的政治作用。它的出台，是执政党达成的党内共识，是当时党内各种意见的最大公约数。有了这个公约数，执政党才能以此为基础，就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全民全社会的共识。从政治意义上来讲，《决议》确实推动了历史的前进，任何时候都应该肯定这一点。
《决议》在“反右”这样的历史问题上留有后遗症，虽然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并未彻底清算毛泽东的错误，导致执政理论至今无法自圆其说。章立凡批评中共总想回避执政理论的重大错误，永远维持伟大光荣正确。他说：“如果毛泽东的思想哪一部分不正确了，就把它开除出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思想居然不是毛泽东思想，这本身就是悖论。”
新民主主义的建国共识是：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宪政。一个主张普世价值和新民主主义宪政的政党，执政后走到了自己历史主张的对立面。章立凡指，《共同纲领》中普选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规定，历时62年仍未实现。
章立凡说：几天前新浪微博发起抵制谣言的活动，他贴了几条历史上著名的谣言和谎言，比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句顶一万句”、“八亿人口，不斗行吗？”、“国民党消极抗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引发了小小的热议，有跟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亩产万斤”等等都搁上了。
章立凡认为：“这反映了一种民情，你（中共）宣传什么，群众已习惯于朝反向解读。”
章立凡认为，《决议》破除了旧的“凡是”，又出现了新的“凡是”，例如反省历史，官方推出小平同志 “宜粗不宜细”当大棒，把这句话绝对化了，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邓小平针对起草《决议》，的确说过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目的是尽快取得全党的共识。《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胡乔木曾指出：“起草文件和研究历史的关系很密切，但毕竟是两回事。这个文件只能限于三十年历史的若干问题，不能作为三十年历史的读本提纲。”
30年后再回首，章立凡认为，应该承认《决议》的进步作用和改革开放的经济成就；但是他表示：“对照历史决议，腐败如此严重，社会矛盾发展到如此尖锐的程度，违背了改革的初衷。”“政治体制改革长期停摆，大家总是寄希望于新人新政，如今却发现历史出现了倒退，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全体国人需要深刻反思。”章立凡说：“对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执政党应该有反思和总结，将来需要作出一个新的决议。”他说：“如今，实事求是的传统已经久违，既无历史感，也丧失了现实感，所以还不适合做这样的决议。但继续“不争论”是不现实的，当前迫切需要启动反思和讨论。没有改革的可持续性，也不会有执政的可持续性；不完成革命党--执政党--宪政党的转型，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彻底丧失。”
章立凡，近代史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北洋军阀史、中国社团党派史、中国现代化问题及知识分子问题等。曾长期参与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合著有《转型期
的中国：社会变迁》、《七君子传》、《中国大资本家传》等；编有《章乃器文集》（上、下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
章立凡之父为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办人之一章乃器。章乃器曾出任中国人民银行顾问、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部长，创立了粮票制度，稳定了粮价。1957年，章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撤职。1962年，由于他上书政协要求平反，被认为是“翻案”行为，民建将其开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章被红卫兵打成重伤，剥夺了几乎所有财产。1977年在北京病逝，1980年始被正式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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