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四人帮”落网至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
1976年
10月6日晚8时，华国锋、叶剑英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通知姚文元列席，在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到达时，宣布对他们隔离审查；同时派人在中南海江青住所宣布同样的决定。10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通过由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待十届三中全会予以追认）的决议。
10月18日，中共中央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下发到县团级党组织。
10月26日华国锋对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指示，集中力量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避开天安门事件；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不要去批。
11月中旬，华国锋在全国宣传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继续批邓”和不能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规定当前宣传工作的主要任务是批判“四人帮”和集中宣传华国锋。
1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平反纯属反对“四人帮”的冤假错案，但规定对反对毛泽东、反对党中央、反对“文革”的人不得翻案。
12月10日，中共中央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一）》批转全党，系统地公布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和罪行。
1977年
1月，理论界提出要点名批判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和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这两篇文章的核心是论证“文革”的必要性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于两文均经毛泽东看过，一时间难以触及。
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后被称为“两个凡是”）。
2月和4月，邓小平在同一些看望他的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3月3日，胡耀邦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3月7日，叶剑英重新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3月14日，在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王震等呼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后，华国锋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中央政治局的意见是，经过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正式作出决定，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样做比较适当。”
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并转党中央，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5月3日，中央转发此信。
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决定开除“四人帮”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的全部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8月19日，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中央领导机构，华国锋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委员有华国锋、韦国清、乌兰夫、方毅、邓小平、叶剑英、刘伯承、许世友、纪登奎、苏振华、李先念、李德生、吴德、余秋里、汪东兴、张廷发、陈永贵、陈锡联、耿飚、聂荣臻、倪志福、徐向前和彭冲，陈慕华、赵紫阳、赛福鼎·艾则孜为候补委员。
10月9日中央党校开学后，根据叶剑英的要求，把“文革”以来的历史作为党史课的主要内容，来校学习的800多名高中级干部在讨论中遇到的突出问题就是究竟以什么标准来认识和判定历史是非。
10 月12 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决定从本年起，高等学校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恢复“文化大革命”中被废弃的高考制度。11
月28日至12 月25 日，全国约570 万青年参加高考。
11月6日，中共中央转发教育部党组《关于工宣队问题的请示报告》，决定从大、中、小学校撤出工宣队，恢复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
12月10日，胡耀邦任中组部部长，到任后即大力推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
1978年
1月2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尽快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的问题。胡耀邦在会上强调，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要妥善安排；少数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
2月18日至23日，中共十一届二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决定提请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国务院总理和国务院其他组成人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分别提请五届全国人大和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讨论。
2月21日至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分三次召开了中央、国家机关和部分省、市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胡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要求和标准：一是没有结论的，应该尽快作出结论，结论不正确的，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二是没有分配工作的要适当分配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要妥善安排；三是已经去世的，要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把善后工作做好；四是受株连的家属、子女问题要解决好。
2月24日至3月8日，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和决议，邓小平当选为全国政协主席，乌兰夫等22人当选为副主席。
2月26日至3月5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召开，选举叶剑英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等20人为副委员长；华国锋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李先念等13人为副总理；通过了新修订的宪法。
3月26日，人民日报社编辑部针对许多读者来信总是依据“毛主席语录”评价文章的现象，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的思想评论，提出“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社会实践”。
4月，在胡耀邦指导下，自1977年12月酝酿至此形成的一份研究党史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两条指导原则：一是完整地准确地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二是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
4月5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到1980年，全国54万多名错划右派得到改正。5月10日，由胡耀邦最后审阅定稿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刊发；11日《光明日报》头版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多家省报转载，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7月21日，邓小平找中央宣传部门负责人谈话，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往后拉。”22日，同胡耀邦谈话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对在天安门事件、“二月逆流”“薄一波等六十一人案件”、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错案进行平反，宣布“反击右倾”是错误的，对康生、谢富治的批判是合理的，对于一些地方性的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决定结束中央专案组的工作，全部案件移交中组部。
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2月16日，中美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2月18日至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中心议题是讨论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重新确立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增选陈云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副主席，邓颖超（女）、胡耀邦、王震为政治局委员；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1982年8月30日中共十二大预备会议予以通过）。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党中央设立秘书长、副秘书长，负责中央日常工作。确定胡耀邦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胡乔木、姚依林任副秘书长。同时免去汪东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务。
1979年
1月1日，全国人大会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当天下午，全国政协就此举行座谈会。邓小平在会上发表《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上具体日程》的讲话。
1月1日、8日、14日、20日、21日，《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省广汉县、贵州省开阳县、云南省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上海市委《关于解决所谓“一月革命”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所谓“一月革命”是林彪、“四人帮”搞乱全国，进而全面夺权的一个严重步骤。对在所谓“一月革命”中被批判的陈丕显、曹荻秋等同志，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冤假错案，予以彻底平反。
1月4日至22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并拟定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制定并通过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工作任务、职权范围、机构设置的规定》及《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通告》。
1月7日至11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会议，讨论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后宣传工作的根本任务。胡耀邦在会上宣布：中央决定为所谓“中宣部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
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
1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关于落实对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请示报告》。1月18日至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前一阶段的会议。胡耀邦在会议开始时指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继续扫清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研究和解决层出不穷的新问题。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和思想僵化现象进行了尖锐批评，对多年来被歪曲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一些提法、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等进行了深入讨论。
1月29日至2月5日，邓小平副总理应邀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建国以来我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美国。1月30日，邓小平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那是中国内政。我们不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了，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2月3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1962年、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凡是因这个问题而受到牵连的同志，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2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彭真平反的通知》。
2月17日至3月16日，我边防部队奉命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进行对越自卫反击战，以求得我国边疆地区的和平和安定，以利于四个现代化的顺利进行。3月16日，自卫反击保卫边疆的战斗胜利结束。
2月26日，文化部党组作出决定，为所谓“旧文化部”“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的错案彻底平反。
3月9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出《关于为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问题平反的通报》，指出：康生、“四人帮”等人强加于中联部和整个外事战线所谓“三和一少”“三降一灭”修正主义路线的罪名，应予平反；强加于王稼祥等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应该推倒。
3月12日至24日，国家农委邀请广东、湖南、四川、江苏、安徽、河北、吉林7省农村工作部门和安徽全椒、广东博罗、四川广汉3县的负责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会上围绕联产计酬特别是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了热烈争论，最后达成的意见是：目前多数地方实行包产到组、定额计酬；深山、偏僻地区的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现在春耕已到，不论采用什么形式的责任制，都要很快定下来，以便全力投入春耕。
3月14日，李先念、陈云就财经工作致信中央，建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认为前进的步子要稳，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把各方面的比例失调情况大体上调整过来。3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财经方针政策和决定财经工作中的大事的决策机关。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姚依林为秘书长。
3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71年8月13日转发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彻底推倒了《纪要》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伟大成绩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强加在广大知识分子身上的精神枷锁。
3月21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出通知，同意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关于为“总政阎王殿”等冤案彻底平反的请示》《关于为“总政阎王殿”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和《关于为“谭政反党宗派集团”冤案彻底平反的决定》。3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1979年计划和国民经济调整问题。陈云提出：我们搞四个现代化，要讲实事求是。现在比例失调的情况相当严重，最好有三年的调整时间。23日，邓小平发表讲话指出：现在的中心任务是三年调整。这是个大方针、大政策。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千分之十以下，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他还说：我同外国人谈话，用了一个新名词：中国式的现代化。到本世纪末，我们大概只能达到发达国家70年代的水平，人均收入不可能很高。会议原则同意了国家计委对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进行的修改和调整，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
3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杨、余、傅事件”公开平反的通知》。
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香港总督麦理浩时明确提出，1997年收回香港后，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
3月30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必须一方面继续肃清“四人帮”散布的极左思潮的流毒，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从右面来怀疑或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潮作坚决的斗争。理论工作务虚会后一阶段的会议由中共中央主持召开，从3月下旬开始，到4月3日结束。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调整问题。
李先念代表中央在讲话中分析了经济形势，论述了调整经济的必要性，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会议通过了这一方针和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决定从当年起用三年时间，认真搞好调整。
4月13日至20日，国家经委召集首都钢铁公司、天津自行车厂、上海柴油机厂等八家企业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在北京召开座谈会，讨论企业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决定在这八个企业进行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改革试点。5月25日，国务院转发了会议纪要。首都钢铁公司等企业被国家经委确定为第一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实行利润留成。
5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撤销1966年2月《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并要求对因受《纪要》影响而被错误批判、处理的人员和文艺作品，实事求是地予以纠正。
6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央组织部《关于陆定一同志问题的复查报告》，为陆定一同志平反。
6月15日，万里在安徽省凤阳县农村调查时，肯定了当地实行的“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即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8月8日，《安徽日报》发表《凤阳县在农村实行“大包干”》一文，向全省介绍了这一做法。
6月18日至7月1日，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叶剑英致开幕词，华国锋作政府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和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的重大决策。会议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把我国目前很低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高到现代化水平，为此而改革我国目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妨碍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部分，扫除一切不利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旧习惯势力，这就是我国现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大会增选彭真、萧劲光、朱蕴山、史良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任命陈云、薄一波、姚依林为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不再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审议和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七部法律。6月29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关于“三家村”冤案的平反决定》，为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冤案彻底平反。
7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平反、改正问题的通知》。指出，在1959年以来的反右倾斗争中，因反映实际情况或在党内提出不同意见，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人，一律予以平反改正，妥善落实政策。同日，国务院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关于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的规定》等五个文件下发各省、市、自治区和有关部门，要求在少数国营企业组织试点，“放权让利”，以改革现行管理体制，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搞活生产。
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和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中央和国务院原则同意试行在中央统一领导下大包干的经济管理办法，两省在计划、物资供应、物价政策等方面也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和灵活政策。并决定，先在深圳、珠海两市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
8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组织部《关于为小说〈刘志丹〉平反的报告》。
《报告》指出：《刘志丹》不是反党小说，所谓利用写小说《刘志丹》进行反党活动一案，是康生制造的一大错案。中央决定，为小说《刘志丹》平反，为因此案受到诬陷的习仲勋等同志一律平反昭雪。
8月25日，张闻天追悼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致悼词，对张闻天一生的革命活动作了全面、公正的评价，为他平反和恢复了名誉。
9月13日，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决议，各省、市、自治区可在1979年设立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恢复这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被取消的权力机构，同时将“文化大革命”中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改为人民政府。
9月25日至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通过了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在庆祝建国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全会增选赵紫阳、彭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0月11日至22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同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致公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九三学社第三次全国社员代表大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第二次全盟代表大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分别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各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各自的工作报告，修改了章程，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并讨论了今后的方针、任务以及组织发展工作。19日，邓小平在政协、统战部宴请出席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的全体代表时讲话强调，坚持同各民主党派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实现四化和统一祖国大业共同奋斗。
10月14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地方民族主义分子摘帽问题的请示》。《请示》中说，凡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期间及以后几年内划为地方民族主义分子的，不论是按照敌我矛盾或者人民内部矛盾对待的，都应根据中央的精神，全部摘掉帽子；对确实划错了的，也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对摘帽和改正的人都应妥善处理。
10月30日至11月16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词，指出：新时期我国文艺工作的任务是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篇祝词成为新时期党指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纲领。茅盾致开幕词，周扬作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夏衍致闭幕词。大会肯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路线基本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11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六部门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问题的请示报告》。按照文件精神，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中被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1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和邓小平于11月2日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所作的报告《高级干部要带头发扬党的优良传统》。
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小康”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即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
1980年
1月7日至25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修改和充实了即将提交党中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草案）和《关于刘少奇、瞿秋白同志的复查平反报告》等文件；确定了本年纪律检查工作的任务。建议将各省、市、自治区和以下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关系改为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双重领导，同级党委领导为主。有关报告和建议随后获中共中央批准。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谭震林同志平反的通知》。
1月11日至2月2日，国家农委在北京召开全国农村人民公社经营管理会议。是否允许包产到户又一次引起与会代表的热烈讨论。安徽省代表以《联系产量责任制的强大生命力》为题介绍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和好处。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会议情况汇报。邓小平说：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每人收入一千美元。我们要按照这个目标，考虑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考虑农村经济的发展。
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指出20世纪80年代我们要做的三件大事：第一，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实现四个现代化所必须解决的四个前提是：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
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党史委员会及其工作机构的通知》，中央党史委员会由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聂荣臻、邓颖超、胡耀邦组成。负责审定党史编辑计划，决定对党史中的某些重大问题的看法和最后审定全书书稿。在中央党史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编审委员会，负责党史编辑工作中的各项重要问题，初步审定全书书稿。在党史编审委员会领导下成立党史研究室，直接负责党史资料的收集、研究、编写工作。胡乔木任党史研究室主任。
2月5日至12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有关规定，通过了《关于县级直接选举工作问题的决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2月23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全会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讨论了《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改草案；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增选胡耀邦、赵紫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作了题为《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的讲话，着重强调了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全会批准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全会决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议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公民“有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的规定。全会还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恢复刘少奇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
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习仲勋反党集团”平反的通知》。
3月12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作题为《精简军队，提高战斗力》的讲话，指出：现在军队要“消肿”，主要是要解决军队机构重叠、臃肿，以及由此带来的各级指挥不灵等问题。我们的军队体制有很多问题，不改革不行，体制和制度问题中，很重要的是建立军官服役、退役制度。
3月14日至15日，中央书记处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讨论西藏建设的方针、任务和若干政策问题。4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转发〈西藏工作座谈会纪要〉的通知》。中央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西藏自治区的中心任务和奋斗目标是，加强各族干部和各族人民的团结，有计划有步骤地使西藏兴旺发达、繁荣富裕起来。中央还提出了指导西藏工作的八条方针。
3月19日，邓小平看过根据中央决定成立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提交的提纲后，对决议稿的起草问题提出了三条指导思想：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第二，对建国３０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做公正的评价。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随后，在4月1日、6月27日、10月25日，1981年3月18日、3月26日、4月7日、5月19日、6月22日又陆续谈了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赵紫阳负责经济方面的工作，担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胡耀邦负责中央书记处全盘工作。
4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丧失工作能力的老同志不当十二大代表和中央委员会候选人的决定》。这是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职务终身制和逐步更新领导班子的一个重要步骤。
5月16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关于广东、福建两省会议纪要》。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市、珠海市、汕头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各划出一定范围的区域试办经济特区。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罗瑞卿同志平反的通知》。
5月31日，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谈农村政策问题指出，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现在农村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还是思想不够解放，除表现在集体化的组织形式这方面外，还有因地制宜发展生产的问题，就是说那里适宜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不适宜发展就不要去硬搞。邓小平还向中央负责同志谈了处理同兄弟党关系的原则，他说：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原则。
5月下旬，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中共广汉县委在向阳公社进行人民公社体制改革试点，撤销向阳人民公社，恢复建立向阳乡党委、向阳乡人民政府。
6月1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关于爱国人士中的右派复查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1957年反右斗争，全国共划了右派分子55万余人。1959年至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了30余万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78年根据中央指示，全部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中央在批转这一报告的通知中指出：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对被划为右派的人进行复查，把错划的改正过来，这是严肃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一项重大政治措施。反右斗争的主要教训在于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了敌我矛盾，以致造成扩大化的错误。
7月28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黄克诚同志的复查结论》。为黄克诚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7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个人的纪念堂等建筑；公共场所毛主席像、语录要逐步减少；一般高级干部丧事应力求简化和节约。
8月2日至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劳动就业工作会议。会议指出，在解决劳动就业问题上，实行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
8月17日，中央转发了这一文件。
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18日，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讲话分五部分：一、国务院领导成员的变动，将是五届人大三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关于国务院负责人人选的调整，中央做这样的考虑，一是权力不宜过分集中；二是兼职、副职不宜过多；三是着手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四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三、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四、这些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同时，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五、中央经多次酝酿，现在正考虑逐步进行如下重大改革：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真正建立从国务院到地方各级政府从上到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有准备有步骤地改变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经理负责制；各企业事业单位普遍成立职工代表大会或职工代表会议；各级党委要真正实行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8月31日，政治局讨论通过了邓小平的讲话，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
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说：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不是他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毛主席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实事求是地讲他后期的错误。当谈到如何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时，邓小平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平反的报告》。
8月30日至9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问题；检查了1977、1978两年经济工作中的新冒进带来的不良后果。会议通过了《婚姻法》《个人所得税法》等；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即取消“四大”的决议，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邓小平、李先念、陈云、徐向前、王震、王任重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增补杨静仁、张爱萍、黄华为副总理；接受聂荣臻、刘伯承、张鼎丞、蔡畅、周建人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的请求；补选彭冲、习仲勋、粟裕、杨尚昆、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大会还接受了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这次大会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9月27日，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的会议纪要。《纪要》肯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同时指出：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队，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各种不同形式，不可拘泥于一种模式，搞一刀切；在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实行包产到户，是联系群众，发展生产，解决温饱问题的一种必要的措施。
9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错判死刑案件的几点意见的请示报告》，并指出：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判处的死刑案件应全部复查，对其中冤杀、错杀的案件，要按照全错全平、部分错部分平的原则，实事求是地予以改判纠正。
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
9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决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为被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人恢复名誉。11月3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改正了1965年对胡风的判决，宣告胡风无罪。1985年公安部经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出为其进一步平反的通报。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取消了对胡风的文艺思想和宗派活动等问题的严厉指责。至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组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讨论的通知。并随通知发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10月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要求15日以前发到各省、市、自治区。中央办公厅组织的这次讨论开始时预定参加的人数是四千人，实际参加的人数比原定的要多。这次大讨论从10月中旬先后开始，持续了一个多月，到11月下旬结束。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康生问题的审查报告》和《关于谢富治问题的审查报告》。
中央决定，把他们的罪行向全党公布，同时撤销对这两个人的《悼词》，开除他们的党籍。
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为瞿秋白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0月2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关于为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九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批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中央政治局最后通过三项决议：（一）向将要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建议，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职务。（二）向六中全会建议，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军委主席。（三）在六中全会前，暂由胡耀邦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的工作，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军委工作，都不用正式名义。会议还决定，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讨论稿）》，参照讨论中提出的意见进行改写，最后提请六中全会讨论通过。
11月14日至29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召开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传达了陈云关于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问题的重要意见，并就搞好党风问题作了讲话。
11月20日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十名主犯。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其他七名罪犯有期徒刑，姚文元20年、陈伯达18年、黄永胜18年、吴法宪17年、李作鹏18年、邱会作16年、江腾蛟18年，均剥夺政治权利五年。这次审判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伸张了正义，体现了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
11月23日，中共中央转发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中央在批语中指出，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大队从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变成执行“左”倾路线的典型的经验教训。“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应由陈永贵负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大寨经验的错误，主要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12月16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讨论经济形势和经济调整问题。陈云在会上作了题为《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的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好事要做，又要量力而行；对实现四个现代化，决不要再作不切实际的预言；开国以来经济建设方面的主要错误是“左”的错误；目前的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不要害怕这个清醒的健康的调整。陈云还强调，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仍然是我们在干部政策上的大方针。25日，邓小平作《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强调经济调整是件大事，如果不调整，四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为保证调整的顺利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三中全会以来一切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措施，继续把经济搞活，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改善党的领导，最主要的，就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有步骤地和稳妥地实行干部离休、退休制度，废除实际上存在的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继续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
12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辑的《周恩来选集》上卷（收入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在全国发行。下卷（收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要著作）于1984年11月出版。
1981年
2月24日至3月4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陈云同志提出的执政党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对我们党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是做好纪律检查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
2月25日，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全国学联、全国伦理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九个单位，联合向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发出倡议：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2月28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部门积极支持各群众团体开展文明礼貌活动，并把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件大事认真抓好。
3月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转发国家农委党组《关于为邓子恢同志平反问题的请示报告》的通知，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宋庆龄逝世，终年88岁。中共中央政治局于5月15日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5月16日决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荣誉称号。
6月22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再次讲到了经过多次修改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他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1945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和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建国以来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内容与指导意义作出总结和评价。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认为，就毛泽东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决议》初步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逐步确立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十个要点。全会一致同意华国锋辞去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请求。全会对中央主要领导成员进行了改选和增选；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增选赵紫阳、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选举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有：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这次全会及其通过的《历史决议》，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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