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倒台之后浮出水面的档案，如果经证属实，就能证明英国情报机关是利比亚虐待和折磨恐怖分子嫌犯的帮凶。无论是对英国人民来说，还是对英国情报机关本身而言，确认发生过什么、没有发生什么的事实真相，并进行充分的政治问责，都至关重要。
在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与卡扎菲交好期间英国和利比亚建立的情报联系广为人知。然而这些档案中显示出的两国的亲密程度，却与情报机关对其反恐策略的辩护相互矛盾。
一份档案显示，在阿卜杜勒•哈基姆•贝勒哈吉(Abdul Hakim Belhadj)被美国中央情报局(CIA)非法引渡到利比亚后，军情六处(MI6)对有机会审讯此人表示欢迎。贝勒哈吉曾是圣战组织成员，现在是控制着的黎波里的武装力量头目。另一份档案显示，英国也曾亲自将被指在英国策划恐怖袭击的阿布•蒙齐尔(Abu Munthir)从香港引渡到利比亚。
如果其中任何一件事情属实，情报部门此前声称充其量只是未能及时发现与美国引渡相关的虐待行为、本身并未参与引渡行动的说法，便不攻自破。
由彼得•吉布森爵士(Sir Peter Gibson)领导的在押人员调查组(Detainee Inquiry)很快就宣布将就利比亚情报揭露的指控进行调查，此举值得称道。这个调查组是为了调查英国涉嫌合谋引渡或虐待关塔那摩湾在押囚犯的指控而设立的，曾受到过行动过于隐秘的批评。不过并非所有信息都能够公开，这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调查组成员应该仅在国家安全确实需要的情况下才保守秘密，不能因为会令政治人物蒙羞就遮遮掩掩。到最后，全部真相都应当公开。
无论最终哪些事实得到验证，在对它们作判断时，应当遵循两个原则。第一，没有一个情报机关能够在不与臭名昭著的政权打交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紧随9/11事件之后的几年中----完成任务。一个极端是完全不接触，另一个极端是将审讯任务外包给某些部门，而只有故意装聋作哑才能相信这些部门“不会虐囚”的说法。这两个极端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
第二，一个法制国家，必须通过合法手段来保护。如果情报人员顺从于外界对他违法行事的期冀，他们将声誉扫地。而如果是政治领袖助长了这种期冀----他们故意选择不去了解获取情报的手段----那就是政治领袖的奇耻大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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