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中国倍受“中国威胁论”的压力困扰，高层一直忙于“解套”。去年的联合国65届年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作了题为《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的讲话，提出：中国的发展，不会损害任何人，也不会威胁任何人。中国绝不走“国强必霸”的路子。但围绕南海资源争夺、中国航母出海，加之此前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中国2011年军事与安全发展报告》，“中国威胁论”再次在西方媒体舆论中甚嚣尘上，也对周边国家产生阴影。在这此背景下，中国一方面借菲律宾总统到访显示宽容大度的和平之“行”；另一方面，由国务院新闻办9月7日发布《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驳斥“国强必霸”的理论，明确强调中国和平崛起之“言”。希望用“言行一致”的作为再次破解“中国威胁论”。该白皮书更首次明确界定中国内外六大核心利益。
“国强必霸”是西方文化产物
这是中国政府继2005年发表《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之后，再次以白皮书的形式郑重阐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性。那么，6年之后就同一主题发表白皮书的必要性是什么？北京观察人士指出，2005年的白皮书主要从中国为什么必须走和平发展之路，依靠什么来实现和平发展等方面进行了论证。而刚刚发表的新白皮书在此基础上，结合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社会的关切，进一步对和平发展给出了清楚的界定，明确了和平发展的目标，同时对国际社会的关切给出了回应。在中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孟祥青看来，最大的亮点在于第一次正式阐发了中国和平发展的世界意义，其重大意义在于：中国和平发展打破了“国强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这也是中国首次承认自己已成为“强国”。
有西方舆论驳斥，东亚历史上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就像一个大家庭的头领，其周边小国就像成员，在规定的年限内派遣使节向中国表达敬意。当然，这些国家也总是可以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比他们供奉给皇帝多很多的赠品，并获得皇帝的册封或金印。这即是天子权威“霸气”的体现，中国今天说打破“国强必霸”模式，自相矛盾。
对此，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黄鸿钊向表示，在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前，以中国为中心的远东封贡体系存在了数千年。这种制度源起可以追溯到中国的周秦时代。周天子分封诸侯，建立了朝贡制度。朝贡制度最初是特指天子与诸侯之间隶属交往的模式，其后被推广到处理中央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交往上面，再后又推广到同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上面，最后又推广到同一切来访的国家，包括同近代西方国家的交往上面。历来的中国政府用这种制度维护其“天朝至尊”的地位，而把朝贡国视为藩属。
中国历史上存在宗藩关系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种宗藩关系表面上看来是一种不平等关系，周边国家要“称藩纳贡”，而实际上这种宗藩关系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并且，作为宗主国的中国统治者，是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外国的、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并且中国统治者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总是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其价值远远超过朝贡者所进贡的物品，所以，各藩属国总是乐于来华朝贡。
并且，在来华朝贡的同时，也是为了与中国进行贸易往来。
黄鸿钊进一步指出，进入19世纪后，英、法等较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率先发动瓜分远东的强大攻势。随后，其它欧美国家亦接踵而来，展开激烈的竞争。它们迫使远东国家打开国门，割让领土，并划分势力范围，建立殖民统治。在瓜分远东的竞争中，它们时而携手合作，密切配合，共同宰割殖民地国家；时而又反目成仇，为争夺一个目标而拼命厮杀。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帝国主义阶段，列强瓜分斗争更加激烈。这样的历史脉络的发展清晰可见，中国曾经的宗藩关系、朝贡体制同近代西方国家体现的“霸”截然不同。今天人们理解的“霸”，更多的反映在对他国邻邦的侵占、抢掠上，反射的是心理贪婪。例如，欧美国家的殖民性、侵略性、贪婪性的“霸”体现为“征伐”。而如今，他们又在用这样的思维度量中国。
图重塑国际政治游戏规则
就在白皮书发布前，菲律宾总统阿基诺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中菲签署了两国经贸合作5年发展规划，争取2016年双边贸易额将突破600亿美元。对于南海争议，重申将通过和平对话处理，不应让海上争议影响到两国友好合作大局。阿基诺直白的表示：“南海问题不是菲中关系的全部”。无独有偶，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于5日访问越南。在其启程前，越南驻华大使阮文诗就竭力淡化南海分歧，传达越方“合作”意图。还透露，两国已完成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工作，这一历史性成果和宝贵经验将是双方继续谈判解决南海问题的重要基础。
众所周知，去年以来，中越、中菲南海争议升温，南海海域频繁发生驱赶船只事件，越、菲还积极参与有美国参加的南海军演。不仅如此，越南政府默许首都河内每周末发生的街头反华示威，直到6月才开始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表现出来的外交“韧性”和打出“经贸牌”，被视为破解南海僵局提供了新思路。
分析人士指出，中国今天提出要打破“国强必霸”模式，不仅需要有言有行，更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根深蒂固的理念。就以南海问题为例，中国一直提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但总是遭致外界质疑。而现实的一个情况是，目前与中国存在领土争议的周边国家，在经济上基本已经无法离开中国。那么，中国若能将和谐周边的理论化为具体行动，在南海以自己的实力维护共同利益，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逐步化解菲律宾、越南等国对中国的戒心、疑虑，相信对化解僵局将有质的突破。如果中国能以此法与越南之类既有历史纠结，又有领土纷争的国家建立起和平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
此外，有趣的是，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在日前结束访华行程时提到，“世界银行正在设想将中国低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到非洲国家，这种转移对非洲国家的工业也是大大提升和增长”。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向表示，目前非洲情工业、产业基础非常薄弱，从发展角度讲，有些较低层次产业转移到非洲去也是帮助非洲来建立工业基础的重要的手段。世界银行促进非洲发展是它的宗旨，而中国结构调整可能有能力把有些产业转移到非洲去，这是两全其美的做法。
如果中国真能做到，则彻底改变了西方的殖民形式，这将在世界史上留下崭新的一笔。然而，新殖民主义论、掠夺能源论、援助方式危害论……西方对中国发展同非洲关系的指责从未消停过。殖民历史、西方人利己的政治现实意图，都令非洲民众心有余悸，如何从言行到意识上，让他们认识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有待中共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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