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时，我刚上初中，和父母一起下放到湖北一个名叫沙洋地区的五七干校。沙洋这个名字对现代人可能已没有感觉，但80年代之前，沙洋在湖北就像当年前苏联的古拉格群岛，是个令人谈虎色变心底战栗的地方。
沙洋，顾名思义就是沙的海洋，是历史上汉江一次大洪水决堤后冲涮激荡后的产物，方圆数百公里，平沙莽莽，掘地数丈，也只见沙，没有泥土。由于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上世纪50年代以来，政府在这里建了上十个监狱和劳改农场，星罗棋布在周遭地区。于是沙洋逐渐臭名昭著起来。连小孩子吵架，有时都会骂上一句：小心把你送到沙洋去。或者父母怒责淘气的子女，也会口不择言地骂道：再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去沙洋劳改。
文化大革命期间，随着毛泽东一声令下，全国开办实际上就是针对知识分子劳动改造营的五七干校，沙洋地区就成了湖北大专院校建立干校的主要地区之一，当局把当地劳改营集中合并，腾出其中几个农场设立五七干校。于是。一时间，沙洋就成了大批知识分子麇集的地区。长相斯文，戴着眼镜，穿着补丁压补丁的破旧衣服，打着赤脚，扛着锄头走在田埂上，这种似乎矛盾的意象，在当年就是沙洋再寻常不过的风景线。不知道当年上面选择沙洋作为开办五七干校是否有深层的暗示，还是仅因为那里的地域辽阔条件艰苦。不过，对于当时忝列“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八大恶人之后，诨名“臭老九”的知识分子，被送到以劳改而“享誉”的沙洋实在是个相当不祥的暗示，尤其是住在昔日劳改犯住过的芦席草棚，耕种他们开垦出来的沙土田地，每天走来走去都可以看到的当年劳改犯或劳教官员刷在墙上的“励志”标语，其心境可想而知。
更为可惧的是，五七干校与劳改农场混杂相邻，只要走出干校领地不远，就可以看到衣服胸口与后背都印着劳改字样的轻罪犯散布在田里劳动或放牛放马。至于那些重罪犯，有的还戴着镣铐，则在全副武装的管教人员持枪监督下，干着在沟渠里挖土修堤之类的重活。那时人们的心态，觉得被判刑劳改就是坏人，加上营养不良和心理压抑，那些劳改犯普遍地颜面阴沉晦暗，更给人恐怖的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远在湖北乡间的我们当然不可能立即知道，但当年国庆之前一周多，作为党和国家喉舌的两报一刊突然发布长达数十条的国庆口号，要求全国人民学习和呼喊，其中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口号更是火药味极浓，让人觉得似乎有什么大事发生了，或者可能就要发生。由于69年以来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最高当局不断发出要准备打仗的警告，并号召全国大挖防空洞，于是人们以为也许中央得到苏联将要进攻中国的情报。接着，传出北京取消一年一度国庆庆典的消息，气氛越来越紧张。最后，国庆前两天，执掌干校最高权力的几个军代表召集包括我们中小学生在内的干校全体成员开大会。军代表在会上讲，国庆期间，苏联等帝修反国家可能会向我们进攻，届时，周围监狱和劳改农场的犯人，以及各类仇恨社会主义制度的坏分子可能会趁机发起暴乱，以呼应敌人的进攻。因此，大家节日期间要提高警惕，严格听从指挥云云。记得会上军代表们还说，如果看到有信号弹，一颗表示只是少数零星犯人越狱，大家不必惊慌；如果是两颗，就是中小规模的犯人炸营，基干民兵要到指定地点集合，与当地农村政府组织和民兵一起镇压叛乱和搜捕逃犯；如果出现三颗信号弹，那就说明是大规模暴乱发生，大家要带着铁锹镰刀之类的工具作武器，迅速集中到指定地点，听从指挥，修建路障和工事固守，等待解放军的增援。
那时年纪小，不知道天高地厚和害怕，反而还觉得刺激和兴奋，回家把铁锹锄头镰刀之类的武器排排整整地放在门边，准备随时挥舞起来去镇压反革命叛乱，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
那年的国庆三天假，就这么在压抑的空气中静悄悄地度过了，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事后听父母说，那几天他们紧张得几乎都没太合眼。经历过抗战时期的颠沛流离和国共内战的动荡，他们对中国即将爆发大动乱的前景有种近乎绝望的恐惧。国庆之后，关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逐渐下发，开始在干校高层领导中传阅，然后扩大到干校里恢复了组织生活的党员，最后才传达到普通群众和我们这些作为家属的中学生。还记得，有天上课，我们坐在教室里，作为骨干党员的班主任老师在先痛斥了林彪反党集团阴谋颠覆党，谋害毛主席的罪行之后，一脸严肃地把作为中央文件的影印本《571工程纪要》发给我们大家轮流看。等大家都看完了，他开始引导我们一个个作批判发言，最后要我们大家提问题，并信誓旦旦地说，什么疑问都可以提，不要有顾虑，不要怕，还引用老毛的那十六字真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来鼓励我们提问。
还记得，当时看完《571工程纪要》之后的第一感觉是既震撼又迷惑。震撼是因为在当时人们眼中，毛主席是天神上帝一样的人物，怎么会有人胆敢起谋杀之心；迷惑是觉得里面许多话真的说得很对，有些甚至是人们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的话。只是这种念头一闪过，心里马上感觉到毛骨悚然的恐怖：责备自己怎么会有这种反动的想法！于是思绪转到另一方面，开始提问。记得我当时为表现和别人的不一样，提问说，既然毛主席这么英明伟大，怎么会把林彪这样一个“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当作自己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可靠的接班人”放在身边这么久，这岂不是对党和国家太危险？另外，林彪自我暴露身亡，那么我们对他以前的历史怎么看，是否还要承认他以前，尤其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对党和国家作出过一些贡献。
相信这两个问题应该也是当时人们心里普遍想到的问题，只是绝大多数人不敢问出来而已。果不其然，对第一个问题，班主任老师回答说，毛主席早就察觉了林彪的阴谋，只是让他充分表演自我爆炸，这正体现了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和大智大勇云云；对我第二个问题，班主任突然脸色一变，声色俱厉地对我说，林彪妄图谋害毛主席，推翻我们红色政权，罪大恶极，就算他以前为隐瞒自己的野心而可能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情，但如果有人到现在还要去为他做的那点事歌功颂德，那么就要想一想自己的阶级立场站在哪里去了。一时间，班上所有同学一齐望着我，好像我是林彪的同党一样。那眼光的力量真的可以把人按进土里。
后来每每想到此事，如果我生活在57年反右时期，光凭这句话，我就有可能当右派；也幸亏我当时年纪还小，在那个非常时期没被当做思想反动的典型拿出去批判。只是，从那以后，我再不敢在这种重大政治问题上胡乱表现自己的“特立独行”，任何事情仅腹诽而已。
林彪事件之后，对普通民众的政治生活而言，最直接的就是军队势力在社会生活中的极大消退。干校里一向专横跋扈的军代表们被召回部队，干校领导由原来在干校劳动的老干部担任。后者本身就是文革的受害者，对大家的情况也比较熟悉，工作上比较开明和务实，于是干校的气氛顿时为之一变。这时，距离文革结束的1976年还有5年时间，中国政治春天的觉醒还远未到来，但在1971年的那个深秋，辗转挣扎在中国政治最底层的人们，竟然已略微感觉到一丝春天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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