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很严重，老百姓在很多方面对我们是不满意的。特别是对我们的干部腐败，贫富差距悬殊，一些基层干部作威作福，有的高级干部官僚主义、漠视群众的利益” “有些部门，处长在那里做主，地方的省长、市长来看他，他对人家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样做不好。国家计委就存在这种现象，地方有很强烈的反映。一个小姑娘坐在那里，地方的同志跑到她跟前去汇报，不但不让人家坐，而且连眼皮都不抬。变成“处长专政”那还得了?我不是讲所有的处长都这样。如果有这样的同志，马上就把他换了。这些人都没有资格当处长，他们不是公仆，要送他们去学习。”朱镕基于1998年3月24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如是说。凡是看过这篇讲话的人都知道, 朱镕基在这篇讲话里着重讲三个问题,但我认为, 朱镕基的重点的重点是讲反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
朱镕基到底想怎样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呢? 他给国务院的“官”提出五条要求以期共勉：第一，要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搞特殊化;第二，要恪尽职守，敢于说真话;第三，要从严治政，不怕得罪人;第四，要清正廉洁，惩治腐败;第五，要勤奋学习，刻苦工作。他还和国务院的“官”共同“约法三章”：第一条，在国内考察工作，要轻车简从，减少随行人员，简化接待礼仪，不陪餐、不迎送;第二条，精简会议，压缩会议时间，减少会议人员，不在高级宾馆和风景名胜区开会;第三条，除党中央、国务院统一组织安排的活动外，国务院领导同志一般不出席各部门、各地方、各单位召开的会议。同时想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他说: “职能先定下来，然后定编制、定人数，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决心已定,国务院各部门定职能的事情要尽快分头定下来，定了的事谁也不能违背，力争到今年年底就开始正常运行，有的部门可以更快一些。分流出的一半人怎么办?这些人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安排好，不能马上安排工作的，先安排定向学习，工作、补贴照发。”从朱镕基的“五条要求”、“约法三章”和“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的机构改革来看,很明显, 他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的思路是(1)通过讲话制定规矩,比如“五条要求”和“约法三章”;(2) 对政府机构进行改革,精简人数。试问一下:这种反腐败和反官僚主义的思路正确吗?
任何腐败和官僚主义都是在权力运作的过程中实现的，腐败就是利用政治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官僚主义(bureaucratism)就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的领导作风和不负责任的领导作风。官僚主义和腐败都是附在权力上的咒语，哪里有权力，哪里就可能有官僚主义和腐败。官僚主义和腐败不仅严重损害政府和执政政党的公信力，而且损害公平正义。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学说发展至今，主要证明了四种制衡权力的有效方式----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四种制衡是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最有效形式, 数千年来在世界范围之内目前还没有找到比这更好的形式。脱离这四种形式的反腐和反官僚主义其结果都是不理想的,甚至会越反越厉害。朱镕基的讲话里有这四种制衡权力的思路吗?
在我国从古以来,基本上实行的是专制制度，以前实行的君主专制制度，现在实行的是一党专制。
最早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的建立在我国可以追溯到秦朝，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国民党北伐成功后和共产党建政后都实行新的专制形式，即一党专政。通观世界历史,列宁是首先主张一党专政的人，斯大林是把它强化的人。从1919年始，列宁就把无产阶级专政解释为一党专政。在1921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上，列宁提出由共产党独家领导国家，他说，“在我国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的”。因此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共产党专政。当有人攻击布尔什维克一党专政时，列宁回答：“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所依靠的就是一党专政，而且我们绝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列宁全集》俄文版第3版第24卷第423页)。斯大林上台后建立起更专制、更恐怖的独裁政府。苏维埃制度有两个亚种----苏共模式和中共模式，前者又可以称为马彼主义(马克思加上彼得大帝)，后者又可以称为马秦主义(马克思加上秦始皇)。法西斯主义的专制政府形式,它是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创建的。西方学者把苏维埃国家、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和纳粹德国都归入极权主义。这种极权主义形式的共同点是：党国一体化。国家机器的每个方面都被视为只是党派机构的延伸，并从属于党派机构。
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政治体制,从权力结构方面来考察其主要特征就是：权力结构的基本组织结构是共产党，实行一党制，不存在其他竞争性政党，党的主要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在现实生活中，集中制更为普遍和强大;共产党和国家“水乳交融”，虽然它也像其他现代国家一样拥有正式的宪法、法律和司法制度，但共产党实际上掌握重大的权力，比如，所有重要岗位的人员任命、晋升以及解除都是由共产党的各类机构决定的，在国家行政机关进行决策之前，共产党组织已经对所有重要的国家事务作出决定，党委直接参与政府管理。中共体制的最显著的特征可以说就是党政不分。在政治学原理上，政党是国家的一部分，不能等同于国家。在党政不分的体制中，公共行政大体上只是党务的副产品。这一主要特征也是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主要弊端来源。中共一党专制制度引申出徒有其名的选举制度、形式化的立法与司法制度、党控制下的官吏选拔与任命的行政制度、意识形态垄断制度以及“党”对军队的绝对掌控体系等等。我国一党专制制度表现出来的特点是：(一)权大于法，专制靠的是一架庞大的只对上负责不对民众负责的官僚体系所组成的统治机器来运行的，这个统治机器运行的动力就是来自自上而下赋有等级专制的特权，这个特权的性质之一就是权大于法，或者说官位大于法，即官越大越凌驾于法律之上，直至中共领袖出口即法----法律是官僚意志的产物;(二)自上而下的官员任命制，中共视国家为私产，即它一党天下，自上而下任命官员，最终形成一个效命于中共的金字塔型的官僚体系网络;(三)权力不受监督、制衡、制约，在一党专制社会，中共往往打着代表民意的招牌，即代表人民、真理和正义的招牌，欺骗民众而横行天下，因此不允许民众怀疑其权力的公正性、合法性、合理性。
在中国，中共一个党掌握政治、经济、军事和司法等所有领域的权力。这个政党通过控制公民的偏好、监视他们的行动和限制他们的自由等方式来干预公民个人生活;这个政党不允许反对党的存在，禁止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用统一的思想教育人民，人民没有言论、新闻、出版、集会、结社和组党的自由;为统一思想，不断地进行清洗，实行恐怖统治。
在一党制的极权体系中，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界限被打破;而且国家在向“完美社会”的逐步过渡中，声称自己拥有根据意识形态指导人类所有活动的权力。在中共一党制下，没有反对党，如果谁要组织统治党不同意的政党轻则坐牢重则杀头。没有自由竞选，只有中共操纵下的选举，没有三权分立，所有权力都在中共控制之下，没有言论自由，办报纸、广播和电视都不允许。这四种有效的制衡权力的形式都没有，反腐和反对官僚主义,只是靠中共极其官员的自我反省、自我制约，能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吗?在中共一党制这种制度下，腐败和官僚主义是普遍的事，中共一党制的腐败和官僚主义不只是个人的人性问题而且更要的是制度问题，主要是制度性的腐败和制度性的官僚主义。而朱镕基的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思路是在这种一党专政体制下的反对,他没有改革一党制的反腐和反官僚主义的思路,换句话说,也就是他没有多党制下的反对党制衡、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三权分立下的相互制衡以及言论自由下的舆论监督这四种制衡的有效形式的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思路，所以，他讲话中的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肯定只能是雷声大雨点小。
也许有人会说, 朱镕基的讲话篇幅有限,难于考虑到这四种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的制衡形式,也许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从朱镕基当总理的全部过程来看,他都没有提到过这四种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的制衡形式。况且,他在讲话中还有说到: “ 但不能一步走完，解决这个问题是要靠一点权威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领导核心是邓小平同志。现在树立了江泽民同志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驾驭国内的经济形势，在邓小平同志逝世以后没有任何的波动，这是我们中国人民的幸运和幸福啊。”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国家治理思路是:党和国家需要有核心和权威。这是典型的个人独裁思想,虽然他不一定想作独裁者,但他认为需要独裁者。这是明君思维,人治思维,国家治理最终应靠民主制度的权威,应靠法治权威,而不是靠明君或独裁者的权威,但这些文明国家已经实行了两百多年的政治经验他朱镕基一个中国的前总理都不懂,其政治智慧实在有限,把他和温家宝比较,他的政治智慧确实比不上温家宝。我就想不通,毛泽东时代怎么会把他打成“右派”呢? 依我看,朱镕基根本没有当“右派”的资格!
也许有人会说, 朱镕基只是总理,你怎么要求他站在国家元首(领袖)的角度去考虑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问题呢?这不是对别人要求太高了?这话似乎有些道理,那好,我们就把视野放在国务院的范围里考虑问题。纵观世界各国,国家中央行政部门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有效形式是:将政务官和事务官(公务员或叫文官)分开, 政务官由选举产生, 事务官由考试录取。世界各国建立文官制度, 一般都确立以下原则：一、竞争原则,竞争在国家文官制度中是公开、平等的,所有考试、考核、录用等程序都是公开进行的，并且所有参加报考的人员不受性别、家庭出身、民族、宗教等限制，并逐步打破地域、身份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竞争进入到文官队伍中来，竞争机制是文官制度的核心内在机制，它贯穿文官制度的始终，并主要体现在文官的考试录用、晋升与降职、职务任免，以及辞退制度上; 二、功绩原则,功绩是国家文官工作实绩,文官的职务升降、考核、任免、奖励等，竞争机制是我国文官制度的核心内在机制，它贯穿公务员制度的始终，并主要体现在公务员的考试录用、晋升与降职、职务任免，以及辞退制度上,都以其在工作中的功绩为主要依据; 三、法制原则,法制原则就是制定法律规范依照法规对国家文官进行管理，国家文官依照法律、法规行政，并受法律保护,有关国家文官考试、录用、任免、升降等都必须按照国家文官法律规定;四、中立原则,国家人事制度坚持的根本原则，建立国家文官制度是削弱任何党对文官的控制，以保文官依据法律办事，公正处理问题。
由此看来,文官制度有两大特点：①法治化,国家设有统一管理文官的机构，文官只对法律或法定职权负责,用法律明确规定文官的法定地位、权力、责任、义务，文官职务常任，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此外，按一定的标准将所有文官职位进行统一划分和归类，并据此做出对特定职位的要求与待遇，这是对文官进行科学、统一管理的基础;②讲求职业道德,现代文官作为常任的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忠于国家，为国家的总体利益服务,因此，文官制度要规定文官“政治中立”，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依法办事，廉洁奉公，遵守纪律，严守机密，不得经商和兼职，保持文官应有的形象等。可见，文官制度能体现“机会均等”、“自由竞争”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政治中立”的原则，这对维护文官的利益规范文官的行为增进文官的官德能起到应起的重大作用,用这种方式来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意义重大,可我们的朱总理也没有想到,他在讲话中有“五条要求”,有“约法三章”,就是没有考虑到用法律的形式来规范官吏的行政行为。他也考虑到改革,他说:这次会议以后，各部门要马上开始制定“三定”方案，先定职能，否则部门之间扯皮;再定编制，不定编制就不能定人。这个事情要抓在前面。这项工作由主管各部门的副总理和国务委员负责，亲自抓。他还说: “职能先定下来，然后定编制、定人数，国务院总人数要减一半，决心已定。首先，国务院要带头，副总理由上届的六位减到现在的四位;国务委员由八位减到五位，其中有两位还是兼职的。国务院副秘书长由十位减到五位，减了一半，机关工作人员减一半。如果国务院机关人员没有减一半，各部门也不会减。我们的国务院机关应该是高效率的，不减人就没有效率，老管一些不该管的事情，互相扯皮。精简机构以后，廉政建设方面相对好管一些。”从他说的话里,他的政府机构改革，就是减员，而且也只是减员，因为他认为精简机构以后，廉政建设方面相对好管一些。也就说， 减员后腐败会减少。他考虑的减员，当然也有可取的地方，但这不是首要的,首要的应该是制定文官制度,由全国人大通过后依法而行,减员如有需要也应该是在文官制度制定出来之后的事,而决不是在制定文官制度之前。他的政府机构改革只是在减员,而不是健全文官制度,看来思路有问题,这样做是不能达到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的。当然,文官制度的确立只有在民主化的大框架下才更为有效, 民主化后,我国的官员制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能获得新的发展，真正为国家的现代化服务，为人民化服务。
应该说，朱总理这个人是个好人，他虽然脾气大但从不计仇， 他说：“我这个人气量不大，很容易发脾气，你要跟我辩论，我可以当场就会面红耳赤。所以，我记住了这句话：“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你没有贪欲，你有刚强，什么也不怕。这是我的座右铭。虽然我的气量不大，但是我从不整人，从不记仇，这是事实可以证明的。相反的，对于那些敢于提意见的人，敢于当面反对、使我下不来台的人，我会重用他。当然，也不是对一切人都重用，如果他没有能力，我还是不能重用。但是我绝对不会记仇。”朱总理这个人还是个清官, 他说: “下面的官并不是怕我的严厉，怕的是我廉洁，屁股上没有屎。我行得正，坐得稳，我就敢于揭发你的歪风邪气。公生明，廉生威。公正才能明白，廉洁才能有威信，我在上海工作时一直就信服这个道理。我一直要求自己是公正的，尽管我并没有完全做到;我也要求自己是廉洁的，哪怕是一点小事，我都要考虑是否符合党的规定，不能有任何大意”。但是毕竟他的政治智慧有限,所以他不能胜任总理一职,他当个局长或司长还是可以的。我们不会忘记:事实上,从他和江泽民站稳高位开始,我国才迅速腐败和官僚主义大泛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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