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苏州是全国一大都会，经济发达，赋税甲于天下。与此相应，苏州百姓生活相对富裕，以致有“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极一时之华侈”之说。这股奢侈风气的始作俑者是一些富商大贾、巨室豪族，然而论及引领“时尚”者，则非女性莫属。在当时苏州“多奢少俭”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妇女们在服饰方面力求华美高贵即其突出表现。
明立国之初，战火甫熄，经济萧条，百姓致力于耕稼、纺织以输徭役，消费能力有限；朝廷对各色人等服饰有明确规定，以“明尊卑，别贵贱”。
在妇女衣饰方面，上至朝廷命妇，下至庶人妇女、奴婢，各有定制，禁止僭越。士庶妻女服制，洪武三年(1370)定为“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䌷绢。”洪武五年(1372)又令：“民间妇女礼服惟用紫絁，不用金锈，袍衫止紫、绿、桃红及诸浅淡颜色，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带只用蓝绢布”，而“凡婢使，绢布狭领长袄，长裙。小婢使，长袖短衣，长裙。”因此，明初妇女服饰朴素守制。
至嘉靖(1522—1566)后期，奢侈之风渐起。
服饰方面，一改明初情形，趋于华丽高贵，甚至逾礼越制。不仅富贵人家的女性突破品级规定，即便平民妇女乃至被人视为身份卑贱的倡优、婢女及隶卒之妇，也随心所欲，任意妆扮。生活于嘉(庆)万(历)年间(1522—1619)的杭城人张瀚在《松窗梦语》中记载：是时，“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是皆僭礼无涯，逾国家之禁者也”。清乾隆《吴江县志》也称，明初吴江女子仅着“裙布荆钗”，“其嫁娶止以银为饰，外衣亦止用绢”，但“至嘉靖中，庶人之妻多用命服，富民之室亦缀兽头，循分者叹其不能顿革”。服饰追求华美高贵，为此不惜倾家以赴，尤以清代前期为甚。当时无锡人钱泳感慨系之：“余五六岁时，吾乡风俗尚朴素……不论官宦贫富人家子弟，通称某官。有功名乃称相公，中过乡榜者亦称相公，许著绸缎衣服。
今隔五十余年，则不论富贵贫贱，在乡在城，男人俱是轻裘，女人俱是锦绣。”生活在清代中期的苏州人袁景澜在《吴郡岁华纪丽》中也说到，“三吴风尚浮华，胥隶、倡优，戴貂衣绣，炫丽矜奇”，“更有贩竖妻孥，亦皆绸缎金珠，不肯布素”。即便乡间亦受此风气影响，如康熙《常熟县志》称，当地“闺媛村媪迨不免焉，而冶容炫服间亦不少”。可见，从明朝后期起，朝廷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已不能限制江南百姓的日常穿戴。妇女对时尚服饰的追求并不是富贵人家的专利，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苏州妇女按照自己的喜好，追逐流行时尚，随心所欲地穿着扮相。
苏州妇女在服饰妆扮上的华丽和新奇，加上苏州地区工商业发达，使苏州成为当时全国的时尚之都。当时人把流行的服饰与妆扮称为“时装”或“时妆”。
明人袁宏道《荷花荡》云：“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摩肩簇舄，汗透重纱如雨”，描写苏州葑门外旅游胜地荷花荡游人画舫云集之景象。当时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新式服装有“百裥裙”：裙式用整幅缎子打折成百裥，因褶裥多而细，故名;有“月华裙”，即“一裥之中，五色俱备，犹皎月之现光华也”，为一种浅色画裙，裙幅共十幅，腰间每褶各用一色，轻描淡绘，色极淡雅，风动如月华，因此得名；有“水田衣”，亦称“百衲衣”，以各色零碎锦料拼合缝制而成，形似僧人所穿的袈裟，因整件服装织料色彩互相交错形如水田而得名。
这种水田衣在明末由民妇之服转成大家闺秀的服装样式，至崇祯年间尤为盛行。发髻有所谓“牡丹头”、“荷花头”、“钵盂头”等种种新式；妇人梳头有“牡丹”、“钵盂”之名，鬓有“闹花”、“如意”之号。这三种发髻都属高髻，以假发掺和衬垫梳理而成，其样式豪华，高高耸立达七寸余，犹如盛开的牡丹、荷花。脑后梳理成扁平的三层盘状，并以簪或钗相固定，髻后作燕尾状，钵盂头则形如覆盂。这些发髻都是当时最流行的样式，后由苏州传播到其他地区。女性配饰凸显苏州手工艺的精巧，如“象生花”：“穷精极巧，与树头摘下者无异，纯用通草，每朵不过数文，可备月余之用”；又有“绒绢所制者，价常倍之”，但不如前者精美逼真。可见“象生花”是一种头饰，由通草或绒绢制成，特别是前者不但精美逼真，而且价格低廉，是普通苏州妇女最常使用的头饰。当时人把从苏州发展出来的流行服饰称为“苏意”或“苏样”，影响遍及全国。
所以，明人于慎行形容隆(庆)万(历)年间(1567—1619)北京城时注意到：“吾观近日都城，亦有此弊，衣服器用不尚髹添，多仿吴下之风”。甚至远在西北的泾阳，时人称：“陕地繁华，以三原、泾阳为第一。其人多服贾吴中，故奢丽相慕效”，“妇女结束若三吴”。可见作为时尚之都的苏州对其他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影响所及，全国各地妇女纷纷效仿，特别是各地的富裕人家都以能穿地道的苏州服装为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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