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郑褚、秋风／中国官员赴韩培训，已形成一个“标准线路”。其间固然不乏学有所得者，而某些线路也类于影迷观光团行程。中国官员留洋百年以来，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原因在于日益由学习技术代替了学习制度。
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沈阳市深井子镇王宝石寨的佟明胜照料着自家门前的菜地，门外的路上，村委会的桑塔纳轿车等待着这位46岁的村委书记。佟明胜要去于洪区政府交他的赴韩考察学习心得，2006年3到5月，沈阳市举办了六期针对村委书记的新农村建设培训班，每期选出20余名优秀学员，赴韩国进行新农村建设考察，佟明胜是第二批去韩国的考察者之一。
佟明胜介绍，王宝石寨是深井子镇最富裕的一个村──他认为这或许是他会被挑选出来赴韩考察的原因。这已经是佟明胜第三次出国考察，早在1999年，他就去东南亚考察过当地农村的发展经验，2003年，又去朝鲜学习了农业合作经济的经验，与两个多月以前的韩国考察一样，这些考察都是由沈阳市委组织部组织人员，委托中国旅行社辽宁分社带队进行的。
佟明胜和同行的26个人一共在韩国呆了6天5夜，除了去首尔购物，游览景福宫、民俗博物馆等旅游点之外，还专程到光州附近的县区参观。佟明胜说，他们看到了韩国新村运动的成功：再偏远的农村，也有大型的养殖基地、蔬菜批发市场、农产品加工厂。农民人均收入和城市只差百分之几。一个小小的养牛场，四五个人经营就可以达到三四千万的年收益。
吴国峰，工作于吉林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他去韩国的时间是今年5月上旬，当时吉林省由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牵头，组织了一个由各地、市、县党委及政府农业相关负责人组成的40多人的培训团，在韩国中韩海外研修院进行了为期15天的培训考察。吴国峰强调，那是一次正规的培训而非旅游式的考察，在韩国的13天时间，培训学员们每天早上7点起床，出早操，跑步，吃饭。其间只有三天时间外出参观，其余10天时间都是上午听专题讲座，下午进行相关考察。这次培训以学习借鉴70年代初韩国新村建设经验教训、考察韩国“三农”发展现状为重点，讲座的师资以政府官员和新农村政策参与者为主，而参观地点则包括新农村中央会、新农村历史馆、模范村庄等。
吴国峰说，他觉得主要有三个学习心得，第一是要改变农村面貌，必须调动农民自身的积极性，“咱们国家可能只在土改时有过这个群众热情了”；第二，通过这个运动，激发起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国民精神；第三，韩国对农业的投入相当巨大，“这个也是咱们国家不能比的”。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陈嘉柱，也是吉林省5月上旬赴韩国培训的参加者之一。
对于新村建设，陈嘉柱说他是“不去也能知道，一看全明白了”。他说，东丰目前已经有11个新农村建设试点村，其中两个村每年由省政府各投入50万元，其余各村也都分别有市县级政府的财政投入。陈嘉柱认为，在设立试点村的考虑上，也应该借鉴韩国“以奖（励）代投（入）”的经验，让好一点的村先走一步，这样来发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是他学到的重要经验。
吉林省委组织部干部教育处一位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吉林省农业官员赴中韩海外研修院培训考察，是由省新农村建设办公室负责组织人员，组织部干部教育处负责安排课程和联系出国渠道。干部教育处负责处级以上干部的培训，他们对此次培训的组织方式，可以提供一份地方官员出国培训的“标准程序”。首先，在年初，他们需要将培训计划上报国家外国专家局，批准之后就在省外国专家办公室的网页上对韩国的培训机构进行招标，当时投标单位有三家，包括中韩文化交流中心，中韩海外研修院和中商国际交流中心。
干部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吉林省今年惟一一次由省级单位组织的赴韩培训，他透露，进行这种培训的费用高于一般商业机构组织的观光考察每天150 美元的均价。吉林省委组织部没有计划对县级以下的人员进行这种培训，他们认为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市里和省里都有权批准下级出国考察。出去的方式找旅行社也行，直接联系也行。
韩国的培训机构和中韩两国的旅行社已经对中国官员敞开了大门，承担了吉林省农业官员培训的中韩海外研修院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欢迎任何级别的官员组团赴韩考察新农村，他们建议一个团的人数最好在26至40人之间，考察时间可以选择一到两个星期，每人每天的费用为145美元。北京某经济技术交流中心也是赴韩旅游的接待方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接待赴韩国考察团，他们还给一些下游旅行社设计线路，联系韩国的接待方等等。赴韩新农村考察是今年比较热的一条线路，他们已经接待过吉林、黑龙江等地的多个考察团。
除培训之外，而韩国一家旅行社的新农村考察线路就像是给韩国影视迷准备的，在它们5天的考察行程中除了坡州市农业技术交流中心、民俗节目，还要参观《大长今》的拍摄地水原民俗村，《情定大饭店》拍摄地华克山庄，以及《明成皇后》拍摄地景福宫。
从现代化的程度上来说，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家。因而，中国理应具有经济学家所说的“后发优势”，也就是说，中国可以利用先进者所积累的现成的知识。所以，留学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官员出洋进修、培训、考察，对于政府变革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最早的洋务运动基本上是中国人雇佣外国人、进口外国的机器，以获取知识。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激发了国人救亡图存的精神，出国留学蔚然成风，这些留学生回国之后，进入学堂、政府机构、军队、商界，成为推动变革的力量。而晚清最后几年，政府锐意进行宪政、法律改革，而每有新政措施，必然会派出相关官员出洋考察。
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考察项目应当是五大臣考察国外宪政。次年回国后，五大臣之一载泽恳请太后、皇上“宣布立宪”，他甚至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宣布立宪明诏，不可以程度不到为之阻挠也”。9月1日，清廷宣布“预备立宪”。也许，五大臣是近代以来惟一一个为立宪作准备的考察团。这之后的大量法律及具体宪政制度设计方案，都是相关部门官员到国外、尤其是日本考察学习后制定出来。
此后的官员考察团或进修班，也都与国家治理有密切关系，不过，随着国内现代制度逐渐建立，学习的内容越来越趋向于技术化。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曾派人到德国学习，除了学习军事技术之外，也学习了强化国家权力的技术。到40年代，抗日战争让中美两国走到一起，美国毕业的留学生大量进入政府，政府不少官员也接受美国人的培训，那个时期制定的法典，无不受此影响。
20世纪50年代，又出现了另一个官员出国学习热潮，这一次是东风压倒西风，学习的对象变成了苏联。大量官员到那里接受意识形态训练，接受制定经济计划、管理经济的培训，后者对中国建立其重工业体系至关重要。
计划经济由于取消了私人财产权和价格机制，从理论上说是无法正常运转的。但苏联、中国的计划经济却运转了几十年。秘密在于，这些国家可以获得现成的组织经济活动的知识：苏联当年雇佣的是来自西方的专家，中国则从苏联那里获得知识，从而实现了劳动分工网络规模的大跳跃。就像已故的杨小凯教授所说的，中央计划当局相当系统地模仿了工业标准化、大批量生产、生产线、工厂管理、泰勒制（在中国被称为定额管理）等在西方市场体制中发展出来的工厂组织模式和管理方法。
在这个过程中，到苏联、东欧接受过培训、进行过考察的官员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至于政治、社会、文化等其他领域的组织管理模式，也多半是政府官员从苏联、东欧学习而来的。
随着与苏联关系恶化，获得知识的这一东方管道被切断，70年代末所谓“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与此不无关系。重新得到获取知识的源泉，恐怕是此后逐渐对西方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因。80年代出国学习的大多是技术官员，后来增加了一些行政官员，他们在西方熟悉了市场与法治制度。90年代中后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出洋学习，这些地方官员主要是学习比较具体的行政管理技术。
可以说，过去一百年中，政府官员一直在进修、考察，学习国外的技术知识、法律、行政管理技术，甚至也曾经学习过国外基本的政治、社会制度。不幸的是，这种学习没有多少连续性，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否定上一轮所学到的知识。因而，官员们学习了整整一个世纪了，却几乎没有形成良性的关于社会治理的知识积累。整个20世纪绕了一个大圈子，甚至还没有回到晚清那个起点。
实际上，随着时间演变，政府官员们出国学习的内容愈来愈趋向技术化，学习活动似乎已进入杨小凯教授所说的“后发劣势”陷阱：以技术方面的学习替代制度方面的学习。但学习的内容越是技术化，越有可能遭遇水土不服的问题，因为，管理的细节跟具体的社会环境和民情直接相关。更糟糕的是，有些官员甚至有意排斥制度的学习。
比如，仇和在美国进修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这样的国家目前不适合法治，于是，他在安徽宿迁的治理就带有强烈的威权主义色彩。或许可以说，官员出国学习的边际收益呈现出明显的递减趋势，有时甚至可能对制度变革产生负效应。纳税人能否容忍自己的税款被这样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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