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崛起，西方社会的精英有着不同的看法，《外交事务》2011年九/十期发表悉尼大学高级讲师文章。文章称，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中国经济的成长都是史无前例、甚至是奇迹般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90年至2010年中国经济以年均9.6%的速度增长。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开始之初，许多人担忧中国经济增长引擎会熄火。08年末，中国出口崩溃，引发中国政治失稳与社会动荡的恐慌。但是，全球经济危机最终不过是中国经济成长路上的一个坑洼。目前，中国通胀压力加大、房地产泡沫有破裂之势，但大多数经济学家依然预测该国经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仍将保持快速增长。虽然他们的预测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中国的成长是快速的----虽然较前期有所减缓----且将持续数十年以上。这些预测短期警惕（中国的表现不会象以前一样出众）但长期看好（他们认为中国的上升曲线看不到头）。有意无意地，这些预测是对目前势态的保守推演。
（按：意指目前的经济问题对未来的影响要比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估计的要严重。）
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经济学家Robert Fogel认为，中国将以年均8%的速度增长至2040年，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是欧洲的两倍，中国总体经济将占全球GDP的40%，相比之下，美国占14%，欧盟占5%。其他的经济学家则较为保守，卡内基的Uri Dadush和Bennett Stancil预测，中国将以年均5.6%的速度增长至2050年。
如同其它许多关于中国增长的预测，这些预测均建立在严谨的正式经济模型之上。但它们可信吗？从目前趋势推测明年或后年的增长是可行的，但当数年变成数十年，这些假设就很成问题了。
中国经济变化很快：从以农业为主进化到重工业到最新的电子产品再到服务业。在将来某个时间点（或许并不遥远）中国的超高速成长将减缓，逐渐回归到类似国家曾经历过的成长速度。
高处不盛寒
在2011年讨论中国增长见顶似乎很可笑。按照Fogel和 Dadush-Stancil的模型，中国的成长不存在中期障碍。只要城市劳动力大军继续扩大、受教育水平继续提高、外资继续涌入，中国经济将持续上升。
但事情有这么简单吗？比如，经济模型往往忽视了一个国家越发展阻力就越大的事实。当一个国家攀登全球价值链，从简单工业品发展至国内自主创新时，上升的速度会越来越慢。从1960年到1990年，韩国用了30年的时间将人均GDP从美国的三十分之一提高到三分之一，但却用了20年的时间从三分之一逐步提升至二分之一。现如今韩国赶超美国的路依然漫长。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追上西方，在一些方面甚至超过西方，但自1990年以来，其年均增幅只有1%。
此外，日韩二国比其它大多数国家要成功得多。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多元化的中等以上规模国家能与日本的成就相提并论。在亚洲四虎中，最富的两家（香港和新加坡）是城市，另两家（韩国和台湾）则为城市群且在经济上远为落后。其它由贫变富的国家不是离岸金融中心就是小型石油富国。没有一个是拥有多个城市、地区、大量农业人口、相互竞争的政治选区的大型国家。即使日本也不是在近期内快速追上西方的理想范例，因为它在二战之前就已走完了大部分的发展历程。如同西方先进国家，日本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进行了工业化----部分地通过无情的殖民掠夺。二战期间，日本经济被战火夷平，其战后的快速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归到战前水平。
换言之，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成功快速登顶全球经济之巅的案例，中国能否成为不大可能的特例令人怀疑。中国近期的增长经常被形容成该国自然地、理所当然地回归到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历史地位，这一论断很聪明但不甚准确。据已故经济史学家Angus Maddison称，中国上一次与西方平起平坐，大约在马克波罗时期。之后，中国相对于西方而言的衰落，远远早于工业革命、西方殖民主义、甚至16世纪以来中国的封闭政策。过去五个世纪的大事件不是中国的绝对衰落而是西方的相对进步。欧洲经济在1500年至1800年间显著增长。按Maddison的说法，至1820年前----早于铁路、电报、现代钢铁业、鸦片战争、香港割据、义和团运动----中国人均收入不足欧洲的一半。至1870年则为四分之一，至1970年，仅为百分之七。此外，Maddison的数据乃基于实际购买力，如换算成硬通货则更为糟糕。按照世界银行硬通货统计，中国人均GDP在1976年至1994年不足美国的百分之二，即使在今天也不及其一成。
换言之，中国经济在过去20年的飞速增长不过是将该国恢复到1870年的地位（按购买力统计）。乐观者将视其为中国潜力的证据：如果现在中国仅为1870年的水平，其成长空间依然巨大。但悲观者可这样认为：中国曾在1870年从该水平上跌落下来，今天同样可能再次跌倒。从目前看，没有理由相信上述任何一个结果，保守一点估计是中国将保持现有地位。
一次性红利
那些预计中国将持续上升的经济模型过于简单化的原因还在于它们倾向于忽视在过去推动中国经济的一次性红利以及在将来制约其发展的政治、环境和结构性因素。相对西方而言，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要远远强于1870年，并且很不可能跌落回另一个百年屈辱。但这意味着中国必将成为世界首富吗？
中国在过去20年里戏剧性的提升得益于两大一次性红利：不断降低的人口出生率和不断提高的城市化水平。两大因素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生产力，但它们都是有极限的过程，中国不能在未来继续仰仗于此。自1979年实施残酷的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的生育率已大幅下降，这意味着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家庭和政府可以将有限的资源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小的孩子身上。现在这一代人已过而立，正积极为中国的人力资源和GDP贡献力量。以后的几代人的受教育程度可能会更高，但最大的人口红利已然收获。更为重要的是，过去几十年的低生育率使成年人尤其是妇女得以步入正式的劳动力市场。数亿名原有可能在家或农场劳作的妇女能够加入货币经济中来，提高了国家的GDP。一次性红利不能持续性地推动GDP成长，生育率进一步降低的空间已经很小，中国总不能实施零生育政策。
此外，中国现在仍有较多劳动者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及七十年代初等这些高生育率时期。由于他们的子女较少且父母一代人均寿命较低，这一代劳动者的养老与育儿等后顾之忧较小。在中国历史上，这代人有着追求工作和创造财富的独特优势。往后几代，劳动者人数将下降，又要承担更重的养老压力。此外，由于生育率必将上涨，他们还需抚养更多的小孩。
城市化进程是过去二十年中国成长的另一大一次性推动力。因为城市人口总体上比农村人口生产力更高、城市居民大多出门从事有报酬的工作而许多农民忙于没有金钱回报的农务，所以城市化能够提高GDP。如同生育率的降低，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有自然极限的过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依然远低于西方国家，并且还没有减缓的迹象。按照目前的速度，中国城市化水平要到本世纪40年代才能赶上西方或拉美。
但是这一扩张会以何种面目出现？北京、上海及中国其它超大城市周围已经形成巨大的贫民窟。中国政府每年铲除数十万的棚户，这些居民是被重新安置还是直接成为流浪汉则不得而知。无论政府能否赢得清扫棚户的战斗，城市化作为推进经济增长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结构性制约
另外，中国还面临着制约其未来发展的政治、环境和结构性障碍。比如，许多分析家认为除非政治开放，否则中国无法在全球价值链上提升。理由是高附加值产业，如品牌授权、设计、发明等，需要只能存活在民主社会的自由思维。中国也许能够培养出数十万的工程师，但如果政府继续压制他们的创造力，他们永远无法在全球经济的最高峰获得成功。除非中国的学校、公司和国民学会比以前更会创新，中国将不可能站在世界经济的顶峰。中国正在攀升，但它令人窒息的政治文化拖了后腿。难以想象充满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会出现在一个政治压抑的一党专制国家，至少史无先例。环境因素制约中国的持续性发展更是有据可查。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每年约有65.6万人死于空气污染、另有9.56万人死于水污染。中国水资源部部长估计约3亿人（三分之二位于农村）依赖于含有害物质的水源。据《纽约时报》，中国国务院官员称三峡大坝受“紧急问题“困扰，这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涉及如何平稳安置移民、生态保护和地质灾害防护等。中国还是世上头号温室气体排放国。今年以来中国遭受的特旱特涝指不定与其环境记录有关，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无视生态恶化、将环境货币化以推动经济成长的日子不多了。中国未来的成长必须走更为绿色的路子，这也意味着成本更高。作为长期以来人口密集的国家，中国的环境一直最受掠夺，但如今可供掠夺的环境资源所剩无几。
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最大障碍是结构性的。直到1980年，中国事实上仍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到1992年，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划入了特别经济区，对私人企业和外国投资开发。效率低得令人难以相信的毛式经济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一些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公司。比文革中的国企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不是什么难事，但要超过现有的高效率公司绝非轻松。
这一困难将因为经济中的重大结构性变动而加剧。自1960年以来，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从47岁增至74岁，但每个家庭的小孩从5个减少到不足2个。今天的小皇帝们将在赡养父母中度过他们最有生产力的岁月。同时，中国经济将从高产出的制造业转向低产出的医疗行业。这一转型将进一步制约中国未来的增长前景，因为服务业的产出增量要比制造业、矿产业和农业更难以实现。在过去，中国集中精力于面向世界工业市场的制造业，以充分利用它的比较优势。在未来，中国的服务业将不得不关注于国内医疗市场，无暇顾及对外竞争。
将来时或完成时？
许多评论家，包括政治学家George Gilboy和 Eric Heginbotham都在最近警告中国的拉美化，尤其是不断加剧的贫富差距。在2003年，中国只有一名资产超十亿美元的富豪，到2011年，据《福布斯》杂志称，中国有115名。然而，中国仍是一个穷国，以硬通货计，中国人均GDP不到5,000美元，远低于世界三大中等收入国家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九千至一万美元的水平。但当中国赶上这些国家，其贫富差距也将与它们也越来越接近。
中国有着许多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的特征。社会学家们曾将该四国归类于全球经济中的“半边缘化“国家：不如西方民主国家富强，但不象非洲、中美洲、东南亚小国那么穷。
（其它的半边缘化国家的例子还有印尼和土耳其。）这些国家的特征是政府强大、制度薄弱、最富有的人对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以及大量贫困人口。
按目前的发展速度，中国人均GDP将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赶上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届时，四国国民收入水平介于一万到一万五千美元水平（以今天的美元计）；他们的贫富差距水平相当，但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其国民不会遭受严重的饥荒或营养不良，但会存在大量贱民；约四成人口集中在大城市、二成在农村、剩下的分布在小城镇；生育率稍低于可替代率水平，三分之二的人口处于16岁至65岁之间；面对迅速老化的人口，这些国家不得不将其经济转向于低增长的医疗服务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几乎肯定地，中国将于2020年在结构上变得与巴西、墨西哥和俄罗斯等国几乎一致，有谁会相信中国比其它三国发展得更快？巴西和墨西哥已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上呆了几代人。俄罗斯在20世纪初曾是中等收入国家，苏联解体后立刻被打回原型。中国在1870年曾经如此，现正回归该地位。当然，中国比其它三国要大，但规模不是成为特例的理由。历史统计并未体现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
或许中国对发展的热切态度将助其打破诸如薄弱的市民社会、人口老龄化、环境衰竭等制约，从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脱颖而出，在回归至19世纪水平的基础上，恢复到13世纪东方压倒西方的盛景。结构并非宿命，如中国果真能够克服其局限性，它可能引发国际体系的大洗牌。
但是，将中国著名的“能干”态度解释为“已完成”心态则更为理性：一股为当前成就油然而生的自豪感，而不是未来成功的预兆。如同其它中等发达国家，中国仍然会以稍快于西方的速度发展，但不会象1990至2010年那样快，并且将遭遇更多的动荡。2020年以后，中国人口将下降，而美国人口上升，因此，中国经济整体规模将在21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与美国基本持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会在国际上扮演主要角色。当中国经济总量与美国持平，虽然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它仍将成为一支重要力量。届时，中国将稳坐世界第二把交椅。
但由于美国拥有远为强大的联盟体系和地缘策略地位，美国霸权不会受到中国崛起的威胁。美国被长期以来的盟友（如加拿大和西欧诸国）及稳定但弱小的非竞争国家（拉美）环伺。中国的近邻则有富强的日本、上升中的韩国和越南、庞大的俄罗斯和印度以及一干已失败或正在败落的中、东南亚国家。美国横行于大洋、天空和外太空，中国则忙于整顿家务。中国将理所当然地在亚洲及世界事务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但它无法统治亚洲，更不要提整个世界。
学者们或许会垂涎于猜想一个大家都得学中文的后美国时代，但事实说明这不会在本世纪发生。是时候将中国视作一个巨大但普通的国家。其它国家不该期待或害怕中国会一统天下。将浮夸与恐慌搁置一旁，应该视中国为一个经历了200年悲惨遭遇、终于回归正常的国家。这对中国、美国、整个世界都有好处。如果国际社会与中国自身视其为一个重要但不是一统江湖的力量，非理性的恐惧将会在各方消淡，并理应如此。相较于建立全球新霸权，明天的中国将更有可能奔忙于满足国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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