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马葛尔尼见乾隆的时候跪拜了没有，现在已经说不清楚了。
反正老马不承认。
清朝这边则有人写了诗，证明当时的英国人在天朝圣威之下原打算只跪一只的腿，却不自主地一软乎，双膝着地还情不自禁地磕了头。
“一到殿庭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
记载里说，朝廷已经安排马葛尔尼一干人等觐见皇帝了，这些家伙却只肯单腿跪地，“自陈不习跪拜”，结果到真的见到乾隆皇帝的时候，却不自主地“双膝跪伏”----是不是乾隆长得比较吓人？
不消说，能使得外夷情不自禁地双膝着地，满朝文武一定都很开心得意，这是政治上的大胜利呢。
不过好像有些太戏剧化了吧。
到了乾隆的孙子辈，跟英国人真刀真枪地打了一仗，这才明白为什么人家那么牛气了：论枪炮舰船，天朝还真的打不过人家。
爱新觉罗们虽然还嘴硬，心里却没底气了，咸丰的时候索性就根本不见这些牛气老外，对于英、法、美等一再提出的派驻公使以及进京修约的要求坚决拒绝：因为老外这时候提出连单膝跪地都不干了，只答应行三鞠躬礼。
只三鞠躬吗？那怎么行，大清朝的庙堂之上见皇帝只有一种礼仪就是三拜九叩，皇权的地位是不能有两种标准的，何况祖爷爷做到的事情，后代子孙岂能擅打折扣？
但是这时候已经不是乾隆五十八年，而是公元1858年，广州已经沦陷，大沽口炮台被攻占，英法军队就在京师二百里外的天津驻扎，天津条约已经签订，各国公使可以进京----已经不是咸丰答应还是不答应的问题了。
怎么办？
咸丰想出个办法。
他授意钦差大臣桂良：天津条约要改！可以用这样的新思路：这些蛮夷不是就为了经商获利吗？那么首先可以强调：我大皇帝准许海关关税一概全免，同时鸦片不再禁止，全面开放。
先晓之以利。
这些洋人必定欢欣鼓舞，然后就可以再提出：免去公使驻京的条款。
这样就是顺理成章了。
这主意连大臣们都觉得是胡说八道：免关税？那是什么概念！
为了自己的皇权尊严，连基本的国家利益都不要了。（最终的结果是，关税定为百分之五，由原来的派驻公使常驻北京变更为各国代表进京换约。）
咸丰终于坚持了自己的主见：他没有见到任何公使，没有接受这些外国人站在朝堂之上三鞠躬的奇耻大辱。
因为事情是以另一种结局演绎的：大沽口之战—宣布天津条约作废—英法舰队再度进攻大沽口—天津谈判—逮捕巴夏礼—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咸丰宣布“木兰围狩”，逃之夭夭—火烧圆明园。
咸丰再也没有回到他的紫禁城、圆明园，1861年8月，他病死在热河行宫。
后来有个叫吴可读的御史----就是那个用尸谏的法子给慈禧添堵的激进保守分子----在给同治的折子里有一段关于洋人该不该跪拜的议论，很是有趣。
他说，到今天了还在为洋人该不该跪议论争吵，“此何大事，而直举国纷纷若是乎？”
又说，孟子说过，君子于禽兽何择，洋人从来都是从根本利益出发，你什么时候见过他们在条约里探讨伦理纲常？他们的条约里不过就是哪一条对自己有利，哪一条对大家都有利。
既然他们本来就不知道不懂得“君臣父子仁义礼智信”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要强迫他们接受“五伦之礼”呢？
这就好比要求一群“犬马羊彘”按礼仪规则跳舞，就算真的让他们一跪一拜了，“岂足为朝廷荣？”就算他们不跪不拜了，“亦岂为朝廷辱？”
他又说，现在俄国咄咄逼人，这样的实质问题不去考虑，难道应该在跪拜这样的问题上浪费时间吗？
他的言论从侧面证明一件事情：到了同治的时候，官僚和皇帝还在为跪不跪，见不见争论不休。
跪还是不跪的争论，凸现了满清的爱新觉罗们的两个大毛病。
首先，搞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也是自身利益）。
其次，决策机制的被动和迟缓（比现实慢两拍地活着）。
到了圆明园也被烧了，甲午战争也败了，庚子赔款也付了的时候，难堪的跪拜问题忽然消失了，慈禧好像一夜间就开放到了维多利亚的水平----居然请公使夫人们来自己的宫廷饮茶了。
不挨打就不肯进步，直白简要地说，也就是“欠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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