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老人”背景的大陆敢言文史类杂志《炎黄春秋》第九期，就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发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周瑞金的署名文章，借辛亥革命100周年以来的风云激荡以及中国社会当前的种种问题，警示中共执政应更自觉主动地把握改革的机遇和发展的进程，呼吁中共进行社会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奇迹般成就。30多年改革开放，中国国实现了三大社会经济转型，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然而，社会经济转型期也是矛盾凸显期。随着国力的增强，人均GDP的提高，随着30多年来市场化的改革，也积累起来许多问题，使当前中国发展面临一些困境。
其一，大国崛起的烦恼。近年来围绕汇率、海权、领土、军事、周边关系、意识形态领域争议，中国与世界大国及周边国家不断产生摩擦，凸显了中国外交的严峻挑战，也透露了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担忧，甚至敌意。在对待西藏、新疆、台湾、人权等问题上更经常产生纠纷。南中国海争议，美越联合海上演习，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日本民间反华情绪抬头，延坪岛炮击带来的频繁且规模升级的军演，以及诺贝尔和平奖揭晓引起新一轮对中国民主与人权的施压，等等，说明中国崛起遇到的外交挑战与麻烦也大大增加了。
与此同时，国内狭隘民族主义思潮也抬头了。每出现一个涉外问题，民族主义思潮就上来，对正常外交产生干扰。而在外交应对上，受意识形态影响，常出现进退失据、十分被动的局面。尤其在处理与美国、朝鲜、非洲、中东等国关系上常陷于被动。外交工作上我们有时显得过于“另类”，适应不了大国崛起的挑战，往往很难与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同时，应对的对策不足，方式也不够灵活，缺少纵横捭阖的大国气度和韬略。
其二，社会经济转型的困惑。三大社会经济转型带来了四大问题：一是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中国总人口千分之0.2的人，持有相当于全国城乡居民存款余额20万亿元的近一半资金。此外，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而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电力、电信、石油、石化、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人数不到全国职工总数的8%，工资与福利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二是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突显出来。这些年GDP快速增长，财税大量增加，许多地方大造高楼大厦，经营城市，改造旧城，成了一种潮流。政府机关的大楼造得漂漂亮亮，但教育卫生文化事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农村小孩上不起学。不少城镇居民买不起房子，居住条件很差，等等。特别是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没有建立起来。诸如就业难、上学难、看病贵、住房贵、治安乱等这些牵涉到百姓民生问题，民众怨言甚多，甚至把教育、医疗、住房称为“新三座大山”。
三是发展方式粗放，
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特别是水资源污染严重，全国七大水系都遭到污染，食品卫生问题更是十分严重。高投入，高消耗，带来能源、材料、资源浪费严重，吃老祖宗和下几代人的饭。如此高消耗发展模式引发了近年来全球能源和原材料价格的暴涨。
四是权力腐败和社会腐败。中国国腐败的严重性在于第一卖官买官盛行，导致吏治腐败，败坏党风、政风、社风，影响恶劣。第二，腐败蔓延到法院、检察院，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开始，到各地法院、检察院不少法官检察官犯案，有的甚至“一锅端”，这在法治国家少有。 第三是媒体舆论腐败，本来媒体是监督公权力的有力工具。中国媒体不但丧失了舆论监督的功能，而且还产生腐败现象。一个是吏治腐败，一个是司法腐败，一个是舆论腐败，显然比经济腐败更严重，是与政治体制弊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是体制性的腐败，值得引起严重关注。
其三，市场竞争的焦虑。文章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大陆民众由人人参与政治搞阶级斗争的“政治人”，变为人人关心经济利益努力创造财富的“经济人”，出现了权力精英和资本精英的勾结，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堵塞了民众的上升通道。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现在要上好学校读书，要找好工作，要升迁，要提职，都要跑关系，找靠山，讲背景，这就产生了市场竞争的焦虑。
文章称，社会上弥漫着浮躁情绪，不满情绪，幸福感减弱，失落感增加，教育学术领域也受到侵蚀。这样一来，就进入信仰空虚、是非无据、唯利是图、险燥慆慢的时期，多年积累的不满、怀疑、怨恨，到了释放期，一方面督促当局改善改革，另一方面，也越来越不信任当局，当局做什么都会被怀疑指责，越来越偏激，越来越不耐烦，越来越具有破坏性。
这就导致民粹主义思潮起来，仇官仇富仇警的情绪到处宣泄。同时，追求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享受主义，成为社会普遍现象。金钱至上观念泛滥，人文精神丧失，人性的物化，导致不少人紧张、焦躁、精神崩溃，引起精神病患者大为增加，自杀率也不断上升。文章指出，这就提出了一个迫切的任务，务必要把“经济人”变为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人”，以取得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我的和谐。
社会经济转型积累的这些问题，给社会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基层权力失控，社会群体性事件增加。1993～2006年从8708件发展到9万件。2007～2009年连续三年社会群体性事件都超过9万件。2010年全国信访总量970万件（人）次，群体事件官方统计20,817起。矛盾主要集中在农村土地征用和城镇房屋拆迁上，集中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上。群体性事件大体分三种类型：
一种是维权型的社会事件。从农民抗税费到抗圈地，又发展到地下资源、林权、环境污染问题，矛盾冲突加剧。2010年发生十大社会群体事件，安徽马鞍山万人群体事件、山东潍坊拆迁冲突、江西九江拆迁冲突、苏州高新技术开发区拆迁冲突等都是数千上万人闹事抗议。从成都唐福珍到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到今年5-26江西抚州连环爆炸案，标志着暴力化加强。抚州钱明奇爆炸案具有典型的警示意义，标志着民众通过各种途径维权意识的崛起。
今年6-6发生广东潮州古巷镇和6-10广州增城新塘镇群体事件，引发本地民工与四川籍民工大规模持械斗殴和互相报复，标志着二亿农民工维权问题提到新议程。
内蒙古锡林郭勒今年5-11与5-15抗议煤矿开采污染环境的两起命案,引起5-23、5-25全盟族众与学生抗议游行，接着又引发5-30呼和浩特20年来最大规模的民众上街抗议活动,蒙古族民众、学生呼喊“还我草原”口号。这标志着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开发与维护当地民众利益的矛盾激化了！另一种是社会泄愤型事件，参加者没有利益诉求，主要对社会不公发泄心中怨恨，对公权力和有钱人的不满。2009年6月湖北石首事件是典型。为一个厨师死亡，7万人围攻政府，火烧公安局。这种泄愤型社会群体事件没有组织动员，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讲规则底线，打砸抢烧行为随意爆发。2009年海南东方事件、四川南充事件都属此种类型。
还有一种社会群体事件是骚乱。2008年9月湖南湘西苗族自治州骚乱，把政府砸了，也把当地超市砸了，超市与事件毫无关系。结果国庆节商店全部关门，野战部队开进去才恢复秩序。2008年3-12拉萨事件，2009年7-5乌鲁木齐事件，都属于骚乱，但有政治性和社会性的差别，其共同特点是攻击无关人员。
文章指出，正是由于这样那样的问题，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走回头路，为“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鸣冤叫屈的思潮，借反思改革的名
义来否定改革。值得警惕的是，这样的思潮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60周年建国大庆时，当局有意无意地屏蔽了前30年的沉痛教训，这极不利于树立改革开放不可动摇的坚定信念。
综观这些社会群体事件，没有一件是直接针对中共的，也没有一件是反中央的，绝大多数争利不争权，用人民币可以解决问题。只有新疆、西藏问题复杂一些，有外来干涉。因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后，对目前中国改革面临的态势，文章对此作出总体判断称：一经济保持快速发展；二政治基本稳定；三社会矛盾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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