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报8月12日刊发文章，就中国新闻发言人最近应对媒体时出现的错误举例批评，称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此前在7-23动车事故新闻发布会上所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的话犯了低级错误。
据报道，文章在开头指出，发言人、主持人、时评人，这是当下三种特殊的群体。发言人、主持人、时评人不仅是新闻事件的旁观者、点评者，更是参与者，他们的学识、素养、口才乃至说话的方式，会成为一段时间的新闻事件。从小处说，他们代表着公众判断、民心民意；从大处说，他们代表着政府的文化立场、国家的文化形象。
在提到王勇平时说，不管你信不信，最近一个时期在公众中流行的两句口头禅“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信了”、“这是一个奇迹”居然都来自于中国最早培训的号称“黄埔一期”的资深发言人、铁道部的新闻发言人王勇平。
文章提到，
“应该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下，一个新闻发言人能够不回避，能够坦然面对记者前所未有的逼问，没有怒发冲冠离席而去，已经相当不错了。然而由于缺乏媒体的从业经验和传播素养，也犯了一个资深发言人不该犯的低级错误，没有体现发言人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桥梁作用。”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史安斌说。对于新闻发言人在中国的困境，史安斌心知肚明，
王勇平绝不是个例，正是目前中国发言人现状的集中体现。
文章指出，从整体上看，中国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基本建立起来了，去年中国仅中央和省级政府新闻会就达到1,700多场，这在世界上也属罕见。与过去相比，中国的新闻发言人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但是从中国的媒体变局来看，要走的路显然还很长。
新闻发言人为什么总引发争议？
文章指出，他们的职业要求他们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然而他们却总犯一些低级错误。这就是中国的新闻发言人。
文章还将好事者对中国的发言人进行简单的归类。包括无可奉告型、大包大揽型、照本宣科型、自我辩护型、报喜不报忧型、恼羞成怒型、感情错位型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童兵认为，在中国从事新闻发言人是需要勇气与智慧的。文章说，很多地方新闻发布也只是形象工程，发言人名单和电话是公布了，但并无后续，甚至新闻发言人成为了某些政府官员拒绝媒体采访的盾牌。
文章说，目前中国政府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大体上有三种来源：一是主管领导；二是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的“总管式”人物；三是宣传部门的负责人。这三类人员大都是官员出身，鲜有媒体的实际工作经验。这些年新闻发言人的培训非常多，经常是培训到哪里，哪里的新闻发布制度就可以建立起来。可是在中国他们依然是稀缺资源。史安斌说，“在欧美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府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允许列席最高级别的决策会议，对相关信息和决策过程有着清晰和准确的把握。他们一般都具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了解如何与媒体和公众进行有效沟通。但在中国，新闻发言人往往被定为某个特定的官阶或职位，他不一定能够了解全面的信息。如果新闻发言人成为‘信息弱势群体’，看起来‘不比网民了解的多’，主要是体制的束缚”。
童兵却不这样认为，“虽然网民有各种渠道搜集信息，但网民掌握的信息与新闻发言人掌握的第一手的信息还是有区别的，政府本身就是最权威的信息来源，新闻发言人掌握的是内情，网络的信息还需要辨别真假，而新闻发言人的信息应该是权威的。
从信息的质量上看，他们不是弱势群体。”
文章提到，在正常情况下，新闻发言人的工作是按部就班的，而且有的发言人也做得不错，但一旦遇到危机和突发事件，一切仿佛就打回了原样。史安斌认为好的新闻发言人应该始终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忠实说，迅速说，首先说”。另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寻求部门利益和公众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制造社会共识，而不是引发官民对立。童兵认为，能否做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检验一个新闻发言人是否真诚的最简单也是最直接的标杆。
文章指出，有的发言人认为说什么不说什么并不由自己决定。但新闻发言人虽然改变不了事实，却可以做到“不知道的不说，不清楚的慎说，没有把握的不乱说，必须说的好好说”，作为沟通政府与公众的桥梁，新闻发言人在避免对立、减少摩擦、消除误解、传递诚意方面是大有作为的。
文章提到，王君超认为如果说发布会有军规的话，那么最大的一条就是：真相第一，技巧第二。发布会的社会效果，永远只服从于一个原则，那就是：尊重事实，告知真相。一场虚假的言不由衷的发布会，无论包装得如何堂皇，无论取得如何立竿见影的瞬间效果，都只能是浮云。
8月3日，中央印发了《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强调了及时回应社会关切问题。如果说2003年非典危机是中国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的起点，那么2011年应成为中国政府新闻制度建设的重要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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