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过多依靠劳动力低成本的发展方式已经难以为继，社会矛盾激化，许多问题已经到了零界点，无论从国际经验还是从国内经济社会资源环境来看，我们不能被低收入的增长锁定，需要突破原有的瓶颈。”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在海口举行的第72届中国改革国际论坛上说。
该论坛由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德国国际合作机构共同主办。本届论坛的主题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未来10年的中国”。
宋晓梧说，中国应该坚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主线，中央已经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能不能落实，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看来，各省市GDP增长指标比中央确定“十二五”7%高出50%。这还是省一级的，如果要统计到地市一级，可能还会高更多。这种继续追求GDP高速增长的路径依赖仍在发挥作用。” 宋晓梧说。
现在要“突破明确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 宋晓梧认为，2008年爆发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国际一些学者认为欧美市场经济模式不行了，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的奇迹，提出“中国模式”顺理成章。“我不赞成过早确立‘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不确定性因素和困难，如果现在过多的肯定‘中国模式’，我认为是中国恰恰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重大的隐患。”
宋晓梧建议发展社会组织，现在“大多数社会组织行政色彩浓厚，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现在依然存在着官办的问题，这样一来，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机制难以维持。”
专家称4000万失地农民土地出让收入获利太少
昨天，北京师范大学成立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原国务院振兴东北办副主任（副部级）宋晓梧任院长。宋晓梧在作报告时说，有研究资料显示，失地农民约4000万。
土地出让金农地占多少？
2009年，政府获得1.5万亿土地出让金，去年全国国有土地有偿出让收入达2.9万亿，同比增长106.2%。宋晓梧质疑，“看起来都是国有土地的出让金，但政府能把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这其中有多少是集体土地转为国有土地后获得的收益？”
“政府的土地出让金中，农村土地所占比重值得研究”，宋晓梧援引公开的报道说，2010年，湖南衡东县白莲镇白莲村农民的19.3亩地被收购后，开发商获得收益850万，政府获得收益620万，而农民只获得47万，“开发商、政府收益分别是农民收益的18倍和13倍”。
宋晓梧援引人社部数据说，去年外出和在本地从事非农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达24223万，其中外出农民工由2005年的9809万增至15335万，全国工会会员中农民工也占8855万，在城市里从事苦脏累险工作的70%以上都是农民工。
宋晓梧反对任何专门以“农民工”为主题的奖励、晚会甚至政策，“任何有利于固化农民工身份的做法在方向上都是错误的，尽管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没有农民干部、农民军人、农民教师、农民影视歌星、农民体育冠军，也没有农民部长，农民司长，却只有农民工？”
愿回乡农民工不足一成
宋晓梧说，现在农民工入城的主要难题，一是户籍限制和公共服务的城乡分割，二是老家的宅基地和承包地，“八成农民工即便不放开户口也将长期留在城镇。”
宋晓梧援引的调研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中，16―25岁的41.4%没有承包地、36.4%没有宅基地；25―30岁的35.4%没有承包地、33%没有宅基地。愿意回农村定居的农民工只占8.8%。只有7.7%的新生代农民工愿意回农村定居，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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