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19、20世纪，由于受到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新问题，而中国传统制度与方法又不能应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由此，中国面临一个全面危机，这个全面危机的中心不是经济制度的崩溃，也不是社会制度的衰败，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危机。
芝加哥大学政治学者邹谠曾提出这样一个命题：马克思主义是解释和解决全面危机的学说，不论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行动家是否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的危机感使他们很容易被一个全面危机的学说所吸引。由此中国进入了一个他称之为“全能主义”的国家----社会形态。“全能主义”国家的基本特征是：一个社会中不存在任何政治权力机构所不能侵犯的领域。换句话说，人们自由活动范围的大小和内容，是政治权力机构决定的。
虽然中共1949年建政，但其危机感并没有消失。最典型的十年文革内乱就与其密切相关。1978年中共三中全会以后，党－国家控制社会的趋势开始减弱，但中共的危机感仍然在领导层存在。
事实上，中国20世纪面临的危机已经过去。虽然中国对国内外可能发生的危机和最坏情况，还应当有所准备，但同时应当逐步克服数十年来所养成的危机感。正如邹谠所说，危机感虽然可以促进改革，但是更容易成为激烈盲目行动的根源；危机感的减退，可以促进国家减少对社会尤其是私人思想行为的控制，这是中国目前最值得注意的问题。
此次中共六中全会把主题聚焦于文化领域，外媒普遍认为中共有收紧舆论、加强社会管控的动向。这也并不是没有证据可言。官方媒体《北京日报》日前发表文章，痛陈网络、微博的缺陷和问题，呼吁加强网络监管。
2010年可以称为中国大陆的微博元年，许多社会热点事件透过微博传播放大，形成新兴网路文化。微博问政的巨大力量，反映出越来越多国民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今年发生在温州的“7·23”动车事故，公众史无前例地在微博上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情绪，中国当局在一般状况下非常有力的审查机制，似乎暂时失灵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当局表现得似乎不确定该如何管理微博网站，对于关闭微博服务的担忧也由此出现。
但是，网络、微博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要素。对于一个对民意高度敏感的执政党来说，它清醒地知道，关闭微博将会面临艰巨大的社会、舆论反弹。所以基本可以确定，微博被关闭的危险不存在，但很可能会面临更加严格的监管。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目前最主要的目标，就是不遗余力地保持其在大陆的权力优势，不允许任何挑战其领导地位的力量存在。其实，这仍是中共的危机感使然。
诚然，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内各种抗争性问题不断涌现，加之今年发生在北非国家的民主化浪潮，都使中共危机感加剧。但是中共的危机感一旦盲目激烈地膨胀，国家便会进一步挤占社会空间，侵害法律和个人自由。同时，当局应该看到一点，那就是中国人民依然希望共产党执政，担心社会大乱。无论走到中国哪个地方，普通公众抱怨的往往都是地方官员。在这些不满人群中流行的是这样一种认知：“如果温家宝知道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换句话说，中共应该更自信些，要相信自己的人民。虽然中国民众对执政党存在诸多不满，但其诉求更多是希望国家可以维护公平、主持正义。至少目前为止，大部分民众对具体利益的诉求要远高于其政治诉求。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等弱势者身上有这样一种特性，那就是可以受苦受穷，但受不了不公平。据笔者的观察，现在的年轻人也广泛存在着这种心理。
正如新浪集团首席执行长曹国伟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微博已成为社会的‘解压阀’，尤其是政府微博的主动参与，可以更好的对这些情绪进行疏导；通过微博可以及时发现舆情，提供判断决策依据。”
民众透过参与各种网络问政行为，逐渐建立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政府也透过网络舆情，倾听民意，让下情上达。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上通下达、来去自如的社会，这对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对中国执政党而言，减轻长期养成的危机感，保持国家、社会关系的相对平衡，要比加强网络监管、社会管控更有利于赢得民心。迹象显示，网络监督越来越成为中共惩治庸官、腐败的重要有效手段。事实上，中国执政党已经显示出开明、开放的态度，只是一向的危机感使其改革不够坚决，显得有些犹豫、徘徊。
所以，倘若中国执政党能让其危机感保持在一定限度，让微博和网络问政充分发挥其功能，中国大陆或可以实现有别于西方民主的中国式民主。（本文摘自联合早报，原标题：中共危机感的限度，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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